被扁了唄！
原因:直接原因:林則徐虎門硝煙引起英國不滿
根本原因:英國企圖打開中國市場,傾銷產品,掠奪原料,把中國淪為其殖民地
經過:第一階段：從英軍封鎖珠江口到《穿鼻草約》的簽訂(1840)
第二階段：從清政府對英宣戰到《廣州和約》的簽訂。
第三階段：英軍的擴大侵略和《南京條約》的簽訂。(1842,戰爭結束)
結果:清政府戰敗,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
影響:
①政治上：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和貿易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逐漸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
②經濟上：鴉片戰爭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占主導地位。鴉片戰爭后，隨著列強向中國傾銷產品和對中國絲、茶等農副產品的收購，逐漸把中國卷入世界市場。中國自然經濟逐漸解體，開始進入半封建社會。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
③階級關系上：鴉片戰爭過程中的巨額開支，以及對英國的戰爭賠款，最終都加到人民頭上。同時貪官土豪的勒索和盤剝，導致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國運動。
④思想文化上：鴉片戰爭后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御侮之道，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沖擊作用。
⑤社會矛盾上：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進入反侵略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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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謂半殖民地，從國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海關自主權等方面遭到了破壞，已經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了。但中國又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著它的權力。所謂半封建，從經濟角度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行條約，妄圖將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將中國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鏈條之中，沖擊著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舊有的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這些重大的變化，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使其出現了鴉片戰爭前未曾有過的局面。
（一）“國中之國”——租界的出現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割讓給英國后，人口很快由兩千人發展到兩萬人，到19世紀50年代達到七八萬人。香港成了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與武裝侵略的基地。16世紀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后，中國一直仍對澳門擁有領土與行政司法主權。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機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員，強迫居民向葡澳當局納稅，使澳門變成葡萄牙的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門不僅繼續充當了香港之外又一個鴉片貿易的大倉庫，也成了西方掠賣華工的基地。與此同時，在中國的上海，出現了一個主權國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觀”，即后來演變成“國中之國”的租界。
上海原為江蘇省松江府屬下的一個縣。因其地處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江浙地區，又有優越的地理環境，交通便利，戰前已經是中國第一港。江蘇省蘇松太道，即駐上海。鴉片戰爭后，上海發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計在上海攫取更大權益。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即將開埠，英國殖民者立即圖謀在上海建立外國人的居留區，并初步選定居留區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開放，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G．Bal－four）在上海縣城東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為領事館。巴富爾曲解《虎門條約》的有關條款向清方訛詐，要求劃定一塊純粹供外國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蘇松太道道員官慕久以其個人名義頒布了一個與英領事“依約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該文件表面看來沒有什么公開直接損害中國主權的內容，但實際上許多條款都體現英國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據這個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的“外人居住區”，尚屬于居留地性質，還稱不上“租界”，且當時也還沒有“租界”一說。
1848年3月，接任巴富爾的英國駐滬領事借口青浦事件強迫新任道臺麟柱答應了擴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積增加了兩倍多（原面積大約830畝）。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為首的美國傳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區廣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國人紛紛效法。當時道臺吳健彰雖然答應了，但并無具體劃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劃定界址時，7856畝土地成為美國占領的地域，比英國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敏體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吳健彰援英國例設立居留地，后脅迫新任道臺麟柱于1849年4月6日發布告示，將986畝土地作為法國人的居留地。
必須指出，當初，在居留地內，中國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預權，且保有領土主權，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但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步淪喪。1854年，英、美、法三國領事與蘇松太道訂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內享有行政、稅收、財政、警政等權利及行使司法權。為行使上述職權，上海租界出現了一個被譯為“工部局”的機關，下分設警務、稅務、財務、學務等機構，且設有法院，儼然就是一個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變成了租界，成為“國中之國”。1863年9月，美、英兩國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惡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漸推廣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國侵略者先后在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臺、蕪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嶼與長沙等地設立租界。租界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橋頭堡。當然，租界客觀上也是一個介紹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一個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的黃金國。……其中許多人都是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的：只要有利可圖，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兇殺人，也在所不惜”。（《中國沿海貿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值（不含鴉片），1837年為九十多萬英鎊，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多英鎊，1845年又達到二百三十九萬四千多英鎊。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者從中國掠奪走的生絲與茶葉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國向外輸出的茶葉年均在四千多萬擔，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達到八千多萬擔。同時期生絲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萬八千余包，是原來的六倍。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70％。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歷來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十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布市場。福建漳州府及同安縣的土布，曾經布販子運銷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及臺灣。廈門開市后，洋紡洋布充積于廈門。布販棄土布而運銷洋布，致使土布難以出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大體類似。
絲茶等產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這些產品的生產。生產者將這些產品出賣給商販，商販再將其賣給大商人或買辦，轉銷到外國。絲茶的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國的絲茶生產與交易不得不依賴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通商的五口地區出現了一批買辦商人這些人為外國商人推銷商品（甚至推銷鴉片），收購絲、茶，收集情報，經辦其它事務，這些人的命運逐漸與西方殖民者的命運聯系得越來越緊密。著名的買辦吳健彰，原為廣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當美國旗昌洋行的買辦。他還花銀子捐官，署理蘇松太道并兼任江海關監督。這批買辦后來在鎮壓農民起義中，充當了中國封建勢力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幫兇。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家為便于經濟掠奪，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興辦了一些企業。這類企業當時主要有印刷、船塢、船泊修理等業。在這些企業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國人。這樣，中國最早的近代產業工人出現了， 當然當時產業工人的人數還很少。
（三）“天朝”社會內部矛盾的加劇
英國殖民者的侵華戰爭，給中國廣大人民帶來無窮的痛苦。各種各樣的賠款，外加清政府巨額軍費開支，達一億多兩白銀，無疑都要出自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同時，鴉片戰爭結束后，鴉片輸入仍有增無減。1841年中英談判開始時，英方即向耆英提出開放煙禁的備忘錄。耆英不敢答應，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說禁內不禁外，外國商船夾帶鴉片與否，“中國無須過問”。（《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這種默許，使鴉片走私更加嚴重。1842年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為三萬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萬三千箱。香港成為鴉片走私中心，澳門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鴉片倉庫。而上海與廣州，則是兩個鴉片輸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鴉片輸入的結果，使“銀貴錢賤”的老問題在這一時期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加劇。曾國藩在1852年的一個奏折中也說：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昔日一兩銀子換錢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兩銀子。如今一兩銀子換錢兩千文，賣一石米只得一兩五錢銀子。過去賣米三斗可完納一畝地的稅賦，如今賣米六斗還不夠交一畝地的稅賦。（《備陳民間疾苦疏》）實際上，一些地方每兩白銀兌換制錢已高達兩千三四百文了。
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來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農民破產，出賣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據有人統計，直隸、江蘇、浙江、山西、湖北、陜西、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及東北地區，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則沒有土地。（《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
尖銳的社會矛盾，導致了社會風潮迭起。鴉片戰爭后，農民的抗糧抗租斗爭，不斷出現，且有規模越來越大的趨勢。1842年，湖北崇陽鐘人杰聚眾抗糧舉事，最多時達萬人。義軍曾攻占崇陽、通城兩縣，立“鐘勤王”名號，設立帥臺，豎立都督大元帥旗幟。斗爭堅持一月有余被鎮壓。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蘇、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陜西、山東、廣東等省，迭出大案。少數民族地區的反清斗爭也此伏彼起，接連不斷。民眾或要求減少田賦，或拒不完糧。他們有的聚眾請愿，有的拆毀征糧局，有的公開造反與前來鎮壓的官兵武力對抗。僅據官書記載，1842－1850年十年間，全國大小武裝起義及農民暴動事件，即達九十余起。這是社會動蕩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
（四）開眼看世界——地主階級經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