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先行 以民促官
中日民間交流，亦稱中日“民間外交”，是在50年代兩國尚未復交，按照國際法仍處于戰爭狀態的情況下而進行的一種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間交流總是站在中日友好運動的前例，開中日交往之先河，為打開兩國關系鋪路架橋。它運用中日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偉大力量，先從經貿、文化交流做起，經過不斷積累和創造條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同中國政府進行接觸，以推動中日官方關系的前進。
冷戰下的50年代初，東西方嚴重對立，日本政府以種種限制不許本國公民訪華。1952年10月，繼同年5月帆足計等三名國會議員首次打破日本政府的禁令訪華之后，在日本政府拒發訪華護照和層層設障的情況下，為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部分日本代表仍以“條條大路通北京”的決心和毅力，沖破阻撓，強行闖關，甘冒政治和生命危險，或繞道第三國或駕舟偷渡，漂洋過海，歷盡艱辛，顛簸輾轉，達到北京，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史冊上寫下了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一頁。
二戰結束后，大量滯留在華日本僑民的回國問題亟待解決。在中日尚無邦交的情況下，基于日本僑民的強烈愿望和國際人道主義考慮，中國政府責成紅十字會總會出面予以協助。1953年2月，由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協會和日本和平聯絡會等民間三團體組成的代表團，應邀首次持日本政府被迫簽發的明確寫有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的護照訪華，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就協助在華日僑回國等問題達成協議。這不僅迫使日本政府首次向日本公民簽發了訪華護照，也解決了當時兩國間迫切需要解決而官方又無法解決的問題。這項順乎民意的人道主義活動，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才告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其間，共約有35000名在華日僑和約3600名旅日華僑陸續得以返回各自的國家約3000具二戰期間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的遺骨被分批送回中國。中日雙方通過上述初期接觸和交往，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迎接中日交往新時期的到來起到了探路先鋒的作用。
50年代的中日民間交流，經歷了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單向交往到雙向互訪，由純民間到帶官方色彩并逐步同官方掛鉤的發展過程。自50年代中期起，首先是中日間簽訂的民間交流文件開始由“協議”改稱為官式的“協定”。如第三、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間漁業協定等。而到了民間雙方簽訂中日文化交流協定時，則索性把“民間”二字也予以取消了；其次是雙方在對方國家舉辦展出活動時，不僅會展名稱前冠以國名，且在會場上正式懸掛國旗。如1955年在東京、大阪舉辦的中國商品展覽會和1956年在北京、上海舉辦的日本商品展覽會等等；其三是中方訪日代表團名單的個人名字前有意冠以政府職銜。如1954年10月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的衛生部長李德全、1955年3月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代表團訪日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同年12月率中國科學院學術考察團訪日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1957年10月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訪日的農墾部長王震等。以上這些，不僅表明了迄今由日方單向訪華歷史的結束和中日雙向互訪的開始，也表明互訪的規格提高，官方色彩趨濃，打破了日本政府不與中方進行官方接觸的禁區。兩國民間交流的擴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的日中友好運動蓬勃開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歷屆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時，都不得不考慮到中國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從50年代中期起即參與中日民間貿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就是在這種“民間外交”以民促官的作用下而產生的。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正式建交。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在北京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宣布自該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方面痛思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中日建交之路 吳學文
30多年的記者生活已成過去，當年報道的新聞已成舊聞，然而，在報道中日交往中所經歷的激動人心的情景，依然恍如昨日。
發自東京的第一條新華社電訊
1954年10月末，中央決定派出以李德全為團長、廖承志為副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新華社派我以隨員名義參加代表團。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訪日代表團，中央非常重視。當時，我國的國際環境十分嚴峻，美、日、蔣都想破壞和阻撓代表團訪問日本，此行是經過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國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實現的。
代表團出發前夕，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代表團全體成員。總理說：李德全、廖承志率領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只要到達東京就是勝利”。
那時，北京與東京之間沒有直接航班，必須從香港轉機前往。為防止敵人破壞，代表團在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派紅十字會的聯絡部長、代表團成員紀鋒同志和我作為先遣人員早兩天到達東京，做些準備工作。
代表團到達東京后，受到了熱烈隆重的歡迎。日本友好團體和進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組，自稱是“人民警察”，全心全意地保衛代表團的安全；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負責警衛工作。一時出現了官民共同保衛代表團的場面。據說這是史無前例的。這些動人的場面強烈地沖擊著我這個新聞記者，但以代表團隨員身份能否作新聞報道呢?再說要用一般電報發幾百字的新聞稿，費用也十分昂貴。于是，我請求廖承志副團長同意我出去闖闖，摸摸路子。這位新華社的老社長立即同意了。經過亞細亞通訊社社長李鐵夫(老華僑)的介紹，我得到了共同社專務理事巖本清先生的大力協助，弄到了一張由日本外務省發給的記者證，憑它可以發新聞電，由收報人付費。這下子我“活”了，立即向總社發出了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到達東京受到日本各界隆重歡迎的新聞。
這是新中國第一個訪日代表團到達東京的第一條新聞，也是新華社記者從東京發出的第一條電訊稿。
“八芳園”之宴
1955年3月末，以外貿部副部長、國際貿易促進會代主席雷任民為團長的中國貿易代表團應邀訪問日本，與日方舉行談判，并簽訂第3次中日民間貿易團協議。這一次，《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中國》均正式派出記者并組成記者組隨團采訪。總社派任樂平同志和我參加。
前兩次貿易協議，由于日本政府未予支持，未能充分實施。為使中日民間貿易再上一個臺階，就要促使日本政府出來承擔責任。因此，中央決定了“民間往來、官方掛鉤”的方針，代表團此行既要接觸財界，也要接觸政界，并在第三次貿易協議中有所體現。如何在報道中體現這一方針，成了記者組反復和商討的事。
代表團到達東京之初，不僅官方沒有露面，與財界上層的接觸也很少。原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向日本施加壓力，說“如果日本大企業積極擴大對華貿易，美國將重新考慮美日經濟關系”。于是，日本外務省向邀請中國代表團來訪的責任機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提出要求，說“政府考慮到對外關系的影響”，“希望代表團的視察限于東京、大阪、神戶”。在這種情況下，大企業怕得罪美國，避開了同代表團的接觸。
這一形勢也給我們的報道造成了困難。記者組把注意力及時轉向日本朋友，看他們怎樣打開局面。他們動員了各方力量，設計了以民間團體出面宴請，政府要人參加宴會的方案，以提供代表團與日本官方、財界交往的機會。宴會設在東京著名的日本餐館“八芳園”。我們事先了解到，除政府要人出席外，鳩山首相也要到會。“八芳園”之宴成了我們在報道中體現“官方掛鉤”的一個場面。宴會開始后，日本通產相石橋湛山、經濟企劃廳長官，自民黨干事長岸信介等陸續到達。雷任民團長和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在熱烈的掌聲中走進宴會廳，同日本政要會晤交談，氣氛友好。但沒有見到鳩山首相。日本朋友告訴我說，石橋湛山曾向鳩山進言，要他“不要理會美國的意向”，但一直到宴會結束，鳩山也未露面。
“八芳園”之宴，反映了鳩山內閣的實際情況：它既要與中國改善關系，又要照顧到美國的要求，它的步子是有限的，“官方掛鉤”也就“掛”到這種程度，我們的報道既要體現方針也要反映實際。當然，關于貿易協議的談判和代表團的活動，都是成功的。此后，日本政府對中日民間貿易的態度仍留著“八芳園”之宴的痕跡。
“預言”成真
1954年秋，有日本多政黨成員參加的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在出席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之后來華訪問。在保守黨派的年輕議員中，有中曾根康弘、園田直、櫻內義雄，其中以中曾根最活躍，同我的交談也較多。在歡迎宴會上，中曾根獨唱了日本名曲《荒城之月》，在討論問題時能言善辯，引人注目。所以，該代表團團長西村知已曾對我說：“中曾根將來可能出任日本首相，他是當首相的人物”。我把這一情況向廖承志同志作了報告。沒有想到，西村的預言竟在28年后實現了。1982年11月，中曾根繼鈴木善幸之后出任日本首相。當時我正在新華社東京分社工作。一面采編中曾根的組閣新聞，一面思索西村當時是根據什么作出那樣的預測。
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訪問中國。在歡迎宴會上，鄧穎超委員長的一席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對中曾根說，1973年閣下來中國訪問(當時中曾根任田中內閣通商產業大臣)，恩來同志同你見過面。恩來生前會見過很多外賓，但很少同我談起外賓的情況，而他卻對我談過對閣下的印象。恩來同志說，中曾根先生年輕有才干，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將來是擔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預言實現了。我有機會親自向你轉達恩來同志對你的評價，感到無比的高興。
從周總理在1973年會見中曾根后的印象，西村當年的預言是有道理的。
“人間火車頭”
日本社會黨總書記淺沼稻次郎，在日本政壇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被普遍認為日后有望擔任首相。淺沼年輕時就參加礦工工會，整天忙于工會運動，被人稱為“人間火車頭”。
1959年3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淺沼先生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他讀過毛主席的詩詞，特別對“不到長城非好漢”一句印象深刻。因此，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去了八達嶺，當時我正好隨代表團采訪。面向雄偉的長城，他問我：是左路險峻還是右路險峻?我答是左路。他說：我們是左派，要登左路。身軀高大，體重百公斤的淺沼先生，登到四分之一高處，已是大汗淋漓。尤其是那雙硬底皮鞋，更使他步履維艱。于是，他脫掉鞋襪，赤腳而上，直到高峰。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難”，由于他身體過重，從高峰下來時沖力很大，難以控制步伐。我趕緊從后面用力拉著他的腰帶，來緩解下沖的力度。
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淺沼一行，周總理、廖承志、雷任民、喬冠華也在座。毛主席剛一坐下就風趣地向淺沼談：長城雖然很高，可你脫掉皮鞋就登上去了!這使淺沼十分驚奇，并說“毛主席怎么這樣快就知道我脫了皮鞋爬上長城呢?!”大家都笑了。
1960年，岸信介內閣與美國政府重新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把我國的領土臺灣包括在條約適用范圍之內。日本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愛國運動。“人間火車頭”帶領著千百萬日本工人、學生進行了斗爭。
把握時機
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2年2月訪華，這使長期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佐藤內閣十分被動，它的對華政策走進了死胡同。在這種形勢下，有政治遠見并勇于行動的田中角榮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確地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機正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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