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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威脅說：“你如果不肯，我將采取必要措施，將你扣留在國外》。”李四光聽罷氣憤至極，當即嚴厲斥責。
“我歸國之心能用金錢收買嗎?我要回國，不要美金!”經歷了千辛萬苦，李四光終于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實現了他為中國效力的愿望。5、周培源
在1945年受邀參加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海軍部成立了海軍軍工試驗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該站工作，待遇甚優。但海軍部是美國的政府部門，在海軍部所屬單位任職便成為美國政府的公務員，外籍人員須加入美國籍才能參加。
周培源當即向美方提出三條件：不加入美國籍，只承擔臨時性的研究任務，可以隨時離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帶著妻兒離開美國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
【2018年2月3日】桐溪書院聽郁先生講《世說新語》第一課，故事八則。陳仲舉此人確可敬可佩。管寧、華歆尤惠明與神秀，一本來無一物，一著于相，高下立判，故一人出世為隱士，一人入世輔佐曹氏，先生說世間總有人進有人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是至理，確也，試問世人人人求進或人人求退，豈不亂套了！王子猷其人其行，頗類今之網紅，刻意做些異事搏眼球，居然還懂蹭人家戴逵老師熱度，記得以前看到此故事時頗嘆服此人興盡而返的率性，隨年紀見長，覺出一點矯情，有蹭熱度之嫌，也可能是我自己思想變復雜了，呵呵。王伯輿登茅山一則，文雖短而頗感動，覺此君真至情也！
【2018年2月21日】下午桐溪書院聽郁先生“元朝的桐鄉”講座，承上回“宋朝的桐鄉”，是春節假內最愉快之活動了。甫一進門，叫得一聲郁老師，未料先生居然呼我為“徐老師”，雖知系客氣通稱，然不免發窘。雖癡長幾歲，然學問天壤之別，當不起呀。想不到元雖短暫，崇德縣倒是繁華，居然是全國44個由縣升州之一，崇德州，恐怕也是本地史上最高級別了吧。元末民謠“死不怨泰州張（士城），生不謝寶慶楊（完者）”，看來張士城對吾鄉百姓還不錯。聽及安丘邑之幾度戰亂興廢，不禁唏噓，不管何種戰爭，百姓始終是最大受害者。想不到元時居然是本地文化高度發展時期，惜素未在學問上稍涉獵，故對先生念念之張伯淳、俞縝、鮑恂、輔漢卿、貝瓊等頓起敬仰之心，卻無大歡喜，此不學無術之故。圖一句為先生釋為何推崇鄉賢，我腦中突然聯系上了正讀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之片斷（見圖二）。鄉里文化也是一脈相承的，放之古代，特別朝代更迭之亂世，更是一張政治力量交織的網絡，政治勢力起發的根基。
【2018年2月24日】《世說新語》第二課。故事七則，六則有酒，早知劉伶輩縱酒放達，一哂而已，伶言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大氣得很，張季鷹：“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實時一杯酒。”放之今時，也是及時行樂派，佛家有云“活在當下”是也。這些人或酒或賭，放浪形骸，實郁郁于中，或有不得已。郁先生十分推崇阮籍的詠懷詩，籍為七賢首，其人之矛盾復雜，亦史上少有。課上一些字先生喜從音韻、訓詁上溯其源，古音到今音的轉換過程，通假字的演變過程，遺憾以前開《說文解字》課時未得消息錯過了，聽著有點難，但覺得有趣，比如柯古音聲母g，現在我們方言也已與普通話一樣聲母k了，但紹興方言中讀guo橋，尚存古音，果然也。喜歡聽先生講從上課內容發散開去的故事，比如講溫嶠賭博時，說到李清照居然賭博高手，從未輸過，稱自己性喜博，此人詩詞文博金石等樣樣精通，也是奇女子一枚。又說到聞雞起舞那位勵志哥名士祖逖，居然是搶劫高手，南塘一出就典出于此，簡直顛覆啊。聽郁先生用方言閑閑道來，引經據典，無一語無出處，真是一種享受，只是我回想起來暗暗心驚，這得看多少書才能積累成這樣啊！
【3月24日】 上周（3月16日）故事八則，這八則除王藍田食雞子一則其余都較陌生。魏武一則郁先生提到傳統文化忌恃才傲物，操所殺華佗、楊修等皆有部分此原故。不覺凜然：況我輩無才者乎？無才而我執卻重 ，此無福之因也。子有云：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又有“難得糊涂”一說，正是需自省處。王藍田食雞子事曾看過，聽先生說起其人，年輕時如此暴躁，后來卻居官極好，人也很有修養。所以人是在成長中的，永遠不要以固定的眼光思維去看待別人。好幾則王戎事，極言其吝。先生說不論何事做到極至便能成名，又言其小氣到夸張，后人有一種說法可能是韜晦之策，類今人自黑，故居高位而得善終。又說，有可能演到后來就真成了這樣了。也是，今之演員入戲太深不是也會走不出角色嗎？何況演這么久。
今日故事十則。第一則謝安事，脫去背景，《世說》旨在體現謝安執政的包容性，展現其胸襟。但實質當時形勢復雜，強盜背后勢力強大（例祖逖、陶侃輩不是名門就是皇族），所以謝安此語也是無奈之語，一個掩飾的借口，此是政治手段。話說當時世道得多亂呀，南塘一出居然官方潛規則，老百姓生活可想而知。王羲之、衛玠、陶侃、庾亮事，倒也有趣，現在老是流行說“這是個看臉的社會”，追星啊什么的，其實是有傳承，那時的人毫不遜色于現代人，只是心疼左思。另印象最深是王戎喪子篇，那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心下感動萬分，不覺淚盈于眶。鄭玄、服子慎一則，感嘆于大師風度胸懷！還有“邈若山河”句，讓我這中年人不禁有同嘆。
先生提到虔字，義為慧，古音在桐鄉土話中轉音為jia，所以桐鄉人其實最理解這個虔為慧的意思。又如篤，提到古音竹就是，所以今日韓相爭之獨島、竹島，實為一音。
【3月31日】《世說新語》第五課，故事九則，皆出自“言語篇”，我其實很愛這些談吐機鋒。邊文禮篇初見太守行為失序，然“明府初臨，堯德未彰”卻既為自己一時緊張找到很充足的理由，又反將太守一軍，妙招。先生提及邊氏后由于恃才傲物為曹操所殺，倒真沒想到，初見太守尚緊張，反而見丞相又很自傲了！徐孺子篇，先生言此合乎中國崇尚萬物皆有陰陽之道，譬如與人交往，不要責人太深，畢竟人無完人。如張岱《陶庵夢憶》語：人無僻不可交，以其無真情，人無疵不可交，以其無真氣。聽此心中一凜，越是親近之人越是求全責備，也是我打小起性格的一部分，三十五歲后自省時已有察覺并自糾中，今聽先生言更加令我有清晰認知。庾公篇學到瘦人美化謂“清虛日來”，先生提及古時胖子自飾謂“戰勝故肥”，出自《韓非子》，是說子夏關于慕書中先王之義和羨世俗富貴之樂兩種思想交戰，最終大義戰勝故心安則肥，以此可見我們國人特性，精神上可進可退，正反總有說辭，總能歸于圓滿。庾亮見臥佛篇，先生以《笑林廣記》坐禪一則佐之，佛之疲于津梁，在于人人欲成佛，目的各不相同，大多耽于世俗之利。簡文入華林篇，“會心處不必在遠”，與“踏破鐵鞋無覓處，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通，象旅游就不必為了面子，跑越遠越好，不屑于身邊附近的地方。其實求學也一樣，“會心處不必太遠”，并不是名氣越大頭銜越多就是良師，象郁先生這樣居然能在本地讓我遇到并且可以聽他的課，也真是“會心處不必在遠”。謝太傅王右軍篇，先生言有時拜謁某人，初見也即是告別，故應珍惜，這個意思周六與女兒視頻時也談起，囑她珍惜這交換生期間所交往的住媽、老師、同學等人，她也似頗動容。中年傷于哀樂，我也有感，自做母親起，原來懵懂狀態的人，變得越來越容易感動，年年越發的敏感起來，正自奇怪，王右軍“年在桑榆”令我茅塞頓開。末則桓玄問何以共重吳聲，先生提及吳方言地位自晉室東渡、宋室南遷兩次來達到頂峰，此后一直興盛，自民國沒落。隨著普通話強勢普及，褒貶難言，方言已逐漸消逝，勢必帶來如藝術（戲劇等）、文化等方面的損失，特別吳方言更是重災區。深有感受，以前忽視了方言，女兒從小就不會說土話，等到了初中才慢慢說得好些了，但也是勉強會說，好多土話還是聽不懂更不會說，也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
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產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產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產業—制酒。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