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中俄邊境貿易獲得的高額差價的特定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俄方可供易貨的長線商品貨源急劇減少，加之其它條件與因素的變化使中俄邊境貿易1994年出現急劇滑坡，邊境口岸的發展受到限制[8]。這種狀況迫使我們思考制約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發展完善的復雜區域經濟因素，既有境內區域經濟因素又有境外因素，同時還存在著中外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3.1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外因素
（1）邊境貿易風險性的存在使邊境口岸的發展受限。獨聯體國家國內政局動蕩、經濟狀況惡化使中國與獨聯體國家的邊境貿易存在著風險，這種風險主要集中表現在對改革措施、方法上的分歧。尤其是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風險，某些限制邊境貿易的政策或通貨膨脹，有可能將邊境貿易的利潤減少到所剩無幾，從而限制口岸的完善與發展。
（2）周邊的政治經濟環境對沿邊口岸的發展直接影響也很大。 如東北地區的沿邊口岸的發展受俄羅斯、朝鮮、蒙古國的影響。俄羅斯的政治形勢不夠穩定，而遠東又是俄經濟的后進地區，原有的邊境管理體制變化緩慢，因而，在邊境口岸的建設方面缺乏規范化。朝鮮的羅津——先鋒地區早已開辟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為對外開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朝鮮半島的形勢仍不明朗，影響了口岸經濟的發展。蒙古國東北地區基本未開發，因而口岸的經貿活動還很有限[9]。
3.2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內因素
盲目開放新口岸，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受國內對外開放大環境的影響在邊境地區形成了沿邊開放熱潮，許多新口岸應運而生，各種商品競相出口或進口，從而使沿邊口岸數量猛增，僅東北地區就達到40多個口岸，分散了建設資金，且各口岸相互爭腹地爭貨源，嚴重影響了口岸的整體效益。此外，口岸發展中的短期行為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條件。
3.3 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雙邊貿易政策的調整和提高關稅稅率等嚴重制約了口岸的發展，琿春口岸禁止進口整車與鋼鐵和禁止出口糧食等限制了口岸規模的擴大。另外一些毗鄰國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生產要素稟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邊界線兩側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從而影響了口岸的規模和職能（見表2）。
表2 東北邊境毗鄰地區資源要素及產品優勢互補簡表 輸出方 中國東北 朝鮮 俄羅斯遠東 蒙古
吸納方
中國東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鮮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羅斯遠東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從溫飽不足走向全面小康。廣西壯族自治區把“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想”作為新時代廣西發展的總目標總要求，把落實“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個扎實”新要求作為廣西改革發展的主線，加快推動開放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
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1、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全區生產總值從自治區成立之初的24.5億元，到2011年突破1萬億元，再到2018年突破2萬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6000美元。自治區成立之初，廣西產業基礎極為薄弱。
現在，已經擁有食品、汽車、機械等10個千億元產業，其中汽車年產超過200萬輛，在全國占有重要一席。基礎設施實現跨越發展，高鐵動車運營里程1771公里，通達區內12個市和周邊所有省份，91%的縣通了高速公路，沿海和內河港口年吞吐能力分別達2.5億噸、1.1億噸。
2、開放發展邁出堅實步伐。深入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帶動戰略，不斷深化以東盟為重點的對外開放合作，連續成功舉辦15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
西部陸海新通道、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等國家重點開放戰略務實推進，廣西在“一帶一路”和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和獨特作用日益凸顯。
3、脫貧攻堅成效顯著。按照“核心是精準、關鍵在落實、確保可持續”的要求，聚焦“兩不愁三保障”，聚集深度極度貧困地區，舉全區之力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2012年至2018年全區累計減少貧困人口825萬人，年均減貧117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8%降至3.7%。
2016—2018年連續三年在省級黨委和政府脫貧攻堅成效考核中獲得“綜合評價好”等次。民生建設扎實推進，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2018年全區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2436元和12435元，實現從溫飽不足向全面小康邁進的歷史性轉變。
4、區域發展更加協調。著力推進沿海沿江沿邊三大區域協調發展、聯動發展。不斷釋放“海”的潛力，北部灣經濟區四市自2008年以來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5%，以不到廣西五分之一的面積、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四成的財政收入、近五成的外貿總量。
龍頭帶動作用不斷增強，著力激發“江”的活力，2018年西江經濟帶沿江七市經濟總量達1.2萬億元，逐步成為全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帶；精心做足“邊”的文章，興邊富民行動深入實施，沿邊經濟帶加快打造，邊境地區繁榮發展、和諧穩定、鞏固安寧。
5、改革創新碩果累累。堅定不移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統籌推進1400多項重大改革措施，行政審批、商事制度、財稅體制、降本減負、國資國企等一批重大改革取得突破，農村金融改革“田東模式”成為全國先進典型。
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量連續多年穩居西部和邊境省份前列。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明專利授權量和擁有量增長率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發展動力活力進一步增強。
6、生態環境持續優化。扎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建設，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2012年至2018年萬元GDP能耗累計下降24.1%，2018年設區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91.6%。
植被生態質量和植被生態改善程度位居全國首位，森林覆蓋率、生物多樣性豐富度排全國前列，具有廣西特色的綠色發展路子越走越寬廣。
方向目標路徑明確 廣西呈現加快發展良好局面
主要體現在以下五方面：
一是思想再解放。重點破因循守舊思想、立改革創新思想，破封閉狹隘思想、立開放合作意識，破安于現狀思想、立開拓奮進意識，破甘于落后的思想、立爭先創優意識，破畏首畏尾思想、立敢闖敢干意識，破等靠要看思想、立主動作為意識。
通過“六破六立”，引導干部跳出條條框框的限制，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擺脫慣性思維的束縛，以新思路、新舉措開辟經濟社會發展新境界。
二是改革再深入。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放管服”、國資國企、農業農村、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蹄疾步穩，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
三是開放再擴大。全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邁出了堅實步伐，北部灣經濟區建設提質增速，西部陸海新通道、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等重大事項穩步推進，“南向、北聯、東融、西合”全方位開放發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四是創新再提速。著眼于補齊創新短板，大力實施科技創新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加快建設創新型廣西，培育發展新動能。
五是干部勇擔當。自治區黨委先后出臺激勵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1+6+3”系列制度文件，“擔當為要、實干為本、發展為重、奮斗為榮”的理念深入人心，全區擔當實干、干事創業的氛圍日益濃厚，經濟社會發展充滿活力，八桂大地煥發出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