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應當是真理 ……德意志將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權之下。”[8](P.77)全德鐵路系統的形成和關稅同盟 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德意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了德意志資產階級力量。資產階級 力量的壯大又推動了小德意志地區同普魯士經濟一體化。從19世紀40年代起，關稅同盟 為保護自己年輕的工業，對內部采取自由貿易，對外部和外國采取一定的關稅保護，這 種政策受到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也使普魯士容克階級大受其利。在資本主義強有力 的影響、滲入下，容克階級也被卷入現代化——工業化的浪潮，并不自覺地參加了德意 志民族統一運動。
到1852年，除奧地利和漢堡等個別地區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繼加入關稅同盟。鐵 路不僅把東部農業經濟區同西部鋼鐵工業區緊緊連接起來，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區 都拉入民族經濟市場里來。各邦資產階級大受其利，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經濟代表，并且這時他們已有能力保護關稅同盟。1853年，向來與普魯士不和的薩 克森王國政府準備接受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貝格要求建立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 中歐聯盟的計劃，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被迫站到普魯士一邊，支持關稅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現了支持關稅同盟的真正請愿風暴。普魯士在全德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終于挫 敗了施瓦爾岑貝格計劃。這場危機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已經 不再是同普奧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奧地利也正是經濟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關稅同盟 。1862年普法商約的簽訂使奧地利再也沒有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能，并最終被其他諸邦拋棄。
19世紀60年代以來，小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已同普魯士一體化。據統計，1860年德意志 聯邦鐵路總的貨運量為1700萬噸，絕大部分由普魯士掌握和承擔。1846年成立的普魯士 鐵路委員會，60年代擴大為德意志管理委員會，采取多種手段向各邦滲透[9](P.8-9)。 在全德鐵路網的有力支持下，關稅同盟地區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語言 和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終形成并得到鞏固。經濟的統一為政治 的統一奠定了基礎。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經濟的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強制力量，不僅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民族統一，連容克階級甚至是一 些邦的諸侯貴族也感到，如果他們對抗統一的潮流，德意志將把他們拋棄。可以這么說 ：統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強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運作 下，審時度勢，最終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形式排除了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德國的 統一是在德國現代化造就的資產階級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是在現代化所造成的國際國 內有利形勢下，更是在現代化創造的偉大力量(財力、技術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繼擊 敗丹麥、奧地利、法國，頂住俄羅斯在戰爭后期的壓力取得的。俾斯麥在德國的統一事 業中能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順應了現代化歷史的潮流。
三
(一)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所必要的政治先決條件，統一掃除了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最 大障礙，加速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
德國的統一不僅把整個德意志的經濟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種經濟 民族主義。加入帝國的各邦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激烈競爭中，在統一帝國 的全力保護與支持下，它們的工業實力和作用大多在這場競爭中大為提高。全德在對外 貿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轉：1872年德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為32.62億馬克， 出口為23.21億馬克；到1880年，進口下降為28.3億馬克，而出口則上升為29.23億馬克 [10](第366頁)。如果說，政治上是普魯士領導了德國，那么經濟上卻是普魯士“融化 ”在統一的德國之中。統一成為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助力。這種具有統一價格、統一 法規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國的統一，標志著普魯士道路的最終確立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雄厚的基礎。德國不同于英國，工業化 的過程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相反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并 在工業革命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 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 點。統一國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谷物從東歐 和美國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谷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于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筑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于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后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后，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象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應用于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于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于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后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后的德國，在19世紀后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后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于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于當時德國還處 于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于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并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并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于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并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并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于于19世 紀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于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么，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后遺癥。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