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又仿照明朝制度，將內三院改為內閣，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等組成，負責起草、傳達詔令，進呈題疏，代批擬旨等。清朝的內閣名義上居中央輔政機構之首，但沒有明朝中后期內閣那樣的實權，因為在雍正之前軍國重務實操于議政王大臣會議之手，雍正之后又轉歸軍機處掌握。內閣的最高長官大學士，雖然品極位崇，實際上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為皇帝繕寫文書和諭旨而已。
議政王大臣會議
清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其雛形出現于努爾哈赤創建后金之時。1622年(明天啟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努爾哈赤按照部落貴族共同議事的傳統，令八旗旗主即八大貝勒(亦稱八王)“共治國政”，參加后金的決策會議，共同處理軍國要務。第二年，又設八大臣以輔佐之，稱議政大臣，與八旗旗主一起議政。皇太極嗣位后，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有意識地抑裁大貝勒的權力，并逐步提高議政大臣的地位，“設八議政大臣……總理一切事務，與諸貝勒偕坐議政”(蔣良騏《東華錄》)。1637年(崇德二年)，最后確定了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為中央輔政機關的地位。議政王大臣會議又稱“國政”，擁有很大的權力，其成員“皆以滿臣充之”“半皆貴胄世爵”(昭《嘯亭雜錄》)。他們“協議國政，軍國大事，均于此決之”(金梁《滿洲秘檔·太祖行軍瑣記》)，“諸王大臣簽議既定，雖至尊無如之何”(談遷《北游記·紀聞·國議》)。
清入關后，順治帝曾將議政王大臣會議加以擴大，先后任命非滿族的范文程、安達禮、寧完我為議政大臣，但議政王大臣會議仍然操縱在滿洲貴族手里。一些滿洲貴族往往借此壓制皇權，出現了大臣專橫擅權的局面。例如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帝病死，議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受命輔政，佐康熙帝執掌國政。四個輔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軟弱，蘇克薩哈勢力小，又和鰲拜有矛盾，鰲拜專橫跋扈，獨斷專行。他廣植黨羽，排斥異己，“文武各官，盡出伊門”(章《康熙政要·杜奸邪》)，不僅事事凌駕于其他輔政大臣之上，而且操縱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壓抑皇權，多次背著康熙帝“出矯旨”，甚至將官員給康熙帝的奏疏帶回家里，同心腹親信私下商議，“凡事在家定議，然后施行”(《滿洲名臣傳·鰲拜傳》)。
軍機處的設置
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康熙帝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在宮內設置南書房，又名南齋，抽調自己親信的翰林官入房辦事，替他起草重要的上諭或傳達諭旨。這個機要班子的設立，實際上削弱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的權限，許多重大政務不再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許多重要的諭旨也不再交付內閣草擬。雍正帝時，為了籌備鎮壓西北準噶爾貴族的叛亂，雍正四年(1726年)又在戶部內設立軍機房，在宮內的隆宗門內辦公，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改為軍機處。軍機處由皇帝選派親信的滿漢大臣共同組成，開始只是一個暫設的軍事行政機構，后來逐漸發展成為處理全國軍政大事的常設核心機構，“軍國大計，罔不總攬”(《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不過，軍機處的裁決權完全出于皇帝，軍機大臣“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趙翼《檐曝雜記》)。軍機處設立后，議政王大臣會議徒具虛名，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被乾隆帝明令撤銷。內閣也形同虛設。
地方的軍政首領，直接聽從皇帝指揮
清朝地方行政機構分為省、道、府、縣四級。此外，還有與省大體平行的邊疆特別行政區。內地18行省設總督和巡撫。總督是兼管兩省或三省事務的高級地方官，“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飾封疆”。巡撫是負責一省全面領導工作的首長，“掌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核群吏，會總督以詔廢置”(《清史稿·職官志》)，為名正言順的地方大吏。這些總督和巡撫，都直接聽從皇帝的指揮。他們的一切較為重大的政務都必須奏報皇帝，等候批示。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幾個皇帝，對地方督撫的有關奏報，都通過批示(雍正以后經過軍機處)給予具體的指示和安排，地方督撫必須絕對執行。督撫偶有越軌行為和不順意之處，立即撤換和查辦。邊疆特別行政區所設的將軍和辦事大臣，均由皇帝特簡，他們同內地的總督巡撫一樣，也必須聽命于皇帝的指揮，按照皇帝的命令統領邊地的軍政要務。
清朝大興文字獄的原因
清朝大興文字獄，不是偶然的。首先，這是因為君主專制的統治在清代進一步加強，清廷為了樹立其專制統治的淫威，不許人們有絲毫的不滿和反抗，稍涉嫌疑，即刀斧隨之，嚴加鎮壓。其次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存在。清廷雖然竭力標榜“滿漢一體”，實際上為了保護滿洲貴族的特權，卻是處處貫徹“首崇滿洲”的原則，對廣大漢族實行民族歧視和壓迫的政策。為防范漢族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就特別注意加強思想統治，甚至不惜采取血腥的鎮壓手段。
胡中藻獄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號堅磨生，乾隆六年(1741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為首輔鄂爾泰門生。鄂爾泰與大學士張廷玉有隙，各立朋黨，互相傾軋，為乾隆帝所惡。乾隆帝又惡胡中藻為鄂爾泰黨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倡和的詩文“并一切惡跡，嚴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舉胡中藻《堅磨生詩鈔》詩句，謂其悖逆詆訕怨望之處甚多。次月結案，把胡中藻處斬；胡中藻已死，其牌位也被撤出賢良祠。
“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
此詩為雍正帝時的進士徐駿所寫。徐駿是江蘇昆山人，原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幼子，中進士后，選庶吉士。雍正八年(1730年)十月，有人告發他的這兩句詩“思念明代，無意本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刑部等衙門論奏：“擬斬立決，將文稿盡行燒毀。”得旨：“從之。”
學術動態
對清代前期歷史地位的評價
清代前期，指的是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的清朝統治前期。對清代前期的歷史地位，史學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評價，爭論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對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作用。一種意見認為，盡管清入關帶來一些落后因素，但在西方未瓜分之前把中國的版圖統一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從大局看應該肯定。
二、對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一種意見認為，清前期執行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在當時生產關系允許的范圍內得到最大的發展，成為亞洲的頭等封建強國。另一種意見認為，清前期的生產雖有發展，但緩慢微弱，同明朝的最高水平相差無幾，并未達到應該達到的高度。
圖畫說明
乾清宮
乾清宮在故宮“內廷”最前面，建于明朝永樂年間，宮殿面闊9間，長48米，其中東西兩間作穿堂，進深5間，長26米，從基座下地面到殿頂高達24米，是后寢最高最大的宮殿。殿中設金漆寶座，寶座上方高懸清世祖順治皇帝御筆“正大光明”匾，匾后是清代皇帝立儲安放傳位詔書的地方。從明朝永樂帝到清朝康熙帝，都在乾清宮居住。皇帝每天到這里閱讀記錄前代皇帝言論、教導的“圣訓”，一些重要的召見也在這里舉行。皇帝無論在哪里去世，都要在乾清宮停靈數日，以表示“壽終正寢”。清代雍正之后，皇帝移居養心殿，乾清宮改為接見外國使臣的場所。
軍機處
清朝政府為了加強君主專制，籌備鎮壓西北準噶爾貴族的叛亂，于雍正四年(1726年)在養心殿附近內右門處設立軍機值廬。雍正七年(1729年)，軍機值廬正式改為軍機處。軍機處由皇帝選派親信的滿漢大臣共同組成，開始只是一個暫設的軍事行政機構，后來逐漸發展成為處理全國軍政大事的常設機構。內設軍機大臣、軍機章京。為了保密，不設其他下屬官員。軍機值房有護軍把守，任何人不得靠近。
軍機處所用房舍原是故宮內右門外西側紅墻根下的一排板房，板房東頭為侍衛值房，西頭為內務府大臣辦事處。乾隆時，保留了軍機處，對原板房稍加修飾，就成為今天見到的狀況。
沈陽故宮大政殿和十王亭
沈陽故宮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啟五年，1625年)，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基本建成，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皇宮。清朝遷都北京后，這里成為“陪都宮殿”，康熙、乾隆、嘉慶、道光諸帝東巡時也在此臨朝。
沈陽故宮共占地六萬多平方米，有建筑七十多所、三百多間。由東路、中路、西路三個部分組成。東路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是努爾哈赤、皇太極和八旗頭領日常辦公的地方。中路包括大清門、崇政殿、鳳凰樓、清寧宮以及兩廂的建筑物。崇政殿即所謂金鑾殿，是清帝王接受朝賀、發布政令的地方。清寧宮俗稱中宮，里面是皇太極和皇后的臥室，外間是祭神的場所。西路包括戲臺、嘉陰堂、文溯閣、仰熙齋，為乾隆以及其他帝王東巡時的消遣娛樂場所。另外，在大清門左側，有太廟，是供奉清皇室祖先的地方。插圖展現的是大政殿和十王亭的建筑群體。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