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的補償，但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東部地區經濟增速下滑，補償能力相應下降。
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帶來挑戰
資源壓力較大集中體現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國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受中國的影響較大。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比國際上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那些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到我們這個階段時人口都只是幾百萬或幾千萬。它們當時主要靠殖民掠奪來滿足工業化快速推進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們這么一個人口大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需要大規模消耗能源和資源，而我們又不能搞殖民掠奪，必須通過國際市場去購買，所以中國對全球資源能源市場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反過來，由于我們對國際資源需求巨大，價格變動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就很大，在沒有定價權的情況下還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較容易開采的礦產大都開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開采成本越高，價格就要進一步上漲，在沒有獲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受高價格帶來的高成本。
同時，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現在全球氣候變暖，在國際上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中國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趨勢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將由中國貢獻，屆時我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
我們已在國際社會承諾了碳強度減少的任務，到2020年前后估計要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任務。事實上我們已在國內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北京就已規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過一萬噸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必須納入強制減排范圍。低碳發展乃當今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因為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陽謀”，而非“陰謀”，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二氧化碳只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低碳發展并非只是減少二氧化碳，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消極應對者最終是要吃虧的。
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第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中期階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階段。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我國在高碳階段推進碳減排挑戰巨大。
第二，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采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于推進低碳發展。
第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不利于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而我國處于“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發達國家則處于“微笑曲線”兩端的設計和營銷環節。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
第四，我國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億人口，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碳排放源。
第五，我國的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我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帶來挑戰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為經濟發展本身并非目的，滿足人的各種需要才是目的。但從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發展會增加成本。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所有這些政府和民眾都是要掏錢的。
公益性教育和醫療是政府的職責，是不能搞產業化的。但如果像計劃經濟時代一樣，將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醫療都壓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財政將不堪重負。十三億多人要實現全覆蓋，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億也是一個巨大數字。僅保障性住房建設就已將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得喘不過氣來。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行政事業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維穩支出等都或是剛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
導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增加。“歐豬五國”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已不足以支撐龐大的福利負擔，造成資金鏈緊張。即使是富如美國，在醫療改革上也是舉步維艱。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減下來很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福利保障一定會加強，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將增加，必須使經濟新增財富能力超過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而這需要滿足多方面的條件才能實現。
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
首先，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了。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國際經濟危機一般分三個階段演化：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破產，如雷曼兄弟破產；第二個階段主要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如“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危機”；第三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國際貨幣體系危機。
目前正處于第二個階段上。國際經濟危機何時才能走出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術進步；二是能否推進重大的制度變革。只有這兩個條件是走出危機的根本出路，像印鈔、發債、降息、放信貸、投資等措施，都是拎著自己的頭發往上，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且只會為新的危機創造條件。在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的情況下，國際經濟至少還將低迷兩三年，這對我們的出口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
其次，我國對外投資的國際環境在惡化。我們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不僅要將產品走出去，而且要將投資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臨新的問題：其他國家不像我們當初歡迎他們的投資那樣歡迎我們的投資。我們要投資他國的高科技企業和項目，他們就擔心我們竊取他們的技術；我們要投資他國的資源，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他們的資源；我們要將開發區建設的經驗移植到國外，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其土地。總之，他們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由對中國投資進行限制。
再次，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國際環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國擁有低成本競爭優勢，我們的中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力。西方國家不從我國產品價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等來考慮，而將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力一并歸結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斷地通過壓人民幣升值，來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同時，人民幣匯率還直接受制于美元的變動：美元貶值，人民幣就被動升值。同時，我國外部的整體環境在惡化。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國越來越強調將中國作為其主要的競爭對手，將其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帶來挑戰
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之所以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原因就在于體制改革釋放了巨大的生產率。但隨著我國發展到新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臨兩大障礙：
一是既得利益障礙。由于過去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戰略，導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尋租蔓延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由于受益于這種不平衡、不協調的過渡型體制，因而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障礙。
二是觀念障礙。改革行動首先要有觀念的突破。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說，現在的觀念應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產生的新問題，使得很多人對改革產生了質疑。
比如，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殊不知，這些問題不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而是改革不徹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平衡帶來的。隨著“民粹”流行，原來本已解決的觀念問題現又成為問題了。如國有企業改革本來在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就有了明確的說法，要收縮國有經濟戰線，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但現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反而會引起很多上綱上線的爭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難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就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諧社會建設等就難以正常推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面臨挑戰。
認清問題和挑戰是應對挑戰的前提，其實挑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挑戰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戰中。認清了挑戰后，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因為過去的歷史反復證明，我們就是在應對一個一個挑戰中不斷前行的。
大學生應該怎樣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十二五”的發展問題。作為大學生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首先要對這個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做一些分析和預測，才能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 。
從國際大環境來講，“十二五”或者今后更長一段時間，對我國影響最大，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事情，主要有以下五點：
1.對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總趨勢的判斷。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這些年來中國可以說是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總的判斷是，金融危機之后，雖然會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但全球化總的趨勢不僅不會逆轉，還會隨著交通、通信技術的改善而進一步加強。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全球貿易和投資還會繼續增長。這有利于我國繼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加快發展進程；有利于我國充分吸收或引進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和國際人才，促進產業升級，增強競爭優勢；也有利于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重要國際資源和技術。但短期來看，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會抬頭，貿易保護措施會增加。
2.對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發展趨勢和影響力的判斷。這對大學生思考“十二五”或者更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也非常重要。總體來看，現在正處于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啟動期，若干重要領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大家也可以看到現在技術進步非常快。為應對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發達國家都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搶占未來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在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信息技術等若干重要領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技術進步的迅猛發展，對于我們來講既隱含著機遇也意味著挑戰。在實現技術趕超及利用新技術加快發展等方面，我國具有市場潛在規模巨大和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的優勢，可以藉此在某些技術領域邁入領先行列。但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占優勢的局面不僅不會改變，甚至其創新能力還會進一步增強，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
3.比較重大的且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是應對氣候的變化。根據有關研究，如果按照人均歷史累積碳排放相等的原則進行計算的話，美國應當停止排放40年，中國則可以照現在的排放量再排放20年，兩國才能相等。但這畢竟只是個理論計算，如何實際減排取決于國際談判和妥協。不管如何，我國現在已經快到第二大經濟體了，年排放總量全球第一，而且人均年排放量已接近了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我們面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減排對我們來講也不完全都是壞事。減排將促進能源及環保領域的技術創新，增強全民的節能減排意識，有利于我們發揮后發優勢，轉變發展方式，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4.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可能引起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發生變化的一些因素。比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儲蓄結構、國際收支結構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