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因素拉近韓日距離
在戰后韓日關系史上，韓日邦交正常化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樸正熙政府在當時不顧國內反對，急于促成兩國關系正常化，有著非常復雜的國內國際背景因素。
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的“革命政權”急切地需要其他國家政府的承認與支持。重開韓日會談可以強化了軍事政權的合法性。
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對韓國的經濟援助驟減，韓國急需外來資金和技術的援助，而實現韓日邦交正常化則可以極大地促進韓國經濟的發展。韓國當時基于尋求與日本關系的突破，也有對抗朝鮮和“反共”的戰略需要。
對日本來說，在當時同韓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完全符合當時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意識到了韓方正處于經濟危機非常渴求資金，完全可以利用韓國急切地在談判桌上壓價，迫使韓國讓步而輕易使日本得利。
從1965年簽署的《韓日基本條約》中可以看出，日本并未就其過去的殖民統治作出道歉。雙方就核心問題———戰爭索賠問題簽署的《韓日索賠權協定》表明，日方給予的8億美元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賠償金，而是“經濟合作資金”。
上世紀70年代的韓日關系由于受到“金大中綁架事件”和“文世光事件”的影響而一度陷入低谷，但都并未導致兩國關系的破裂。
1974年8月15日，時任韓國總統樸正熙與夫人陸英修正在首爾國家劇院出席光復節29年紀念儀式，被旅韓日僑文世光槍擊，樸正熙躲過殺身之禍但陸英修則中彈身亡。此事件導致韓日關系在外交正常化后進入了最壞的局面，兩國一度到了面臨斷交的地步。
美國主導下的韓日關系
上世紀80年代的韓日關系發展比較平穩，尤其是全斗煥總統的訪日開啟了韓日關系的新篇章。與日本聯系較少的全斗煥在1981年2月通過間接選舉當選韓國總統，使得當時日本政界對韓日關系普遍持懷疑和悲觀態度。
而當時全斗煥政府出于共同的戰略安全利益和本國經濟開發需要日本借款等考慮，執政伊始就積極推動韓日關系的改善。
1981年上半年，日本通過美國向韓國表達了與韓國改善關系、進行經濟合作的意愿。為此，全斗煥政府與日本舉行了“韓日外長會談”，在會談中，韓方提出了借款60億美元的要求，而日方表示為難。
1982年末，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后表示要推動韓日關系向前發展。1983年1月11日，中曾根康弘訪問韓國，與韓國達成了協議，按照該協議，日本承諾向韓國提供40億美元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全斗煥總統于1984年9月6日訪問了日本。由此，韓日關系明顯改善。
冷戰時期的韓日關系是在美蘇冷戰格局下，在美國的推動下得到宏觀性定位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冷戰結束后，韓日關系得以重新定位并逐步全面改善。
1992年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和盧泰愚總統實現了互訪，當時兩國間已經出現了加強雙邊對話與合作的跡象。日本細川護熙政府成立后，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表示“反省”和“道歉”，并首次發表了關于隨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報告。用實際行動表明了對發展與韓國關系的重視。
1993年11月細川首相在訪問韓國過程中，韓日雙方就韓日美共同解決朝鮮核開發、俄向日本海傾倒核廢料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這可以被視為韓日關系全面回暖的一個標志。1998年10月，新當選的韓國總統金大中對日本進行訪問時，兩國表達了通過加強對話與合作，建立面向21世紀的韓日新伙伴關系的希望。
韓日兩國決定擴大兩國對話渠道，每年至少舉行一次首腦會談，同時，日本首次以書面形式對過去的歷史進行了反省和謝罪，而日本出口銀行決定向韓國提供30億美元的融資，韓日兩國的經貿合作得以進一步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韓日關系日漸成熟，但分歧依舊。盧武鉉上臺前后，韓日兩國關系有了很大發展。以2002年韓日共同舉辦世界杯足球賽為契機，兩國文化和國民交流逐漸增強，兩國關系步入成熟發展階段。
2003年6月，盧武鉉總統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舉行了東京首腦會晤，并發表了《東京共同宣言》；在同年10月的“東盟+3”會議期間和隨后的“APEC會議”期間都舉行了韓日首腦會晤。2004年7月，盧武鉉總統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韓國濟州島西歸浦舉行了首腦會談。
2005年是盧武鉉任期韓日關系的轉折點，當年韓日間“獨島主權之爭”升級，同時日本教科書問題進一步發酵。韓國總統盧武鉉于2005年3月發表了《就韓日關系告全國國民書》，這被認為是盧武鉉上任以來最強硬的言論，自此韓日關系急劇冷卻并逐漸惡化。
2005年6月20日，韓國總統盧武鉉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首爾的會面沒有就歷史問題達成任何協議，最終不歡而散。總地說來，盧武鉉時期的韓日關系經歷了從高潮到低谷的演化過程。
2008年李明博總統上任以后，韓日關系全面回暖。韓日間既有的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問題依然存在，但李明博與前任的執政風格明顯不同，李明博勝選后幾次主動對美、日方面提及他們之間存在的“共同價值觀”，這在盧武鉉政府很少出現過。并且從個人生活經歷來看，出生于日本大阪的李明博與日本也有著很深的淵源。
雖然李明博與其他韓國政治人物一樣，也曾發表一些反日言論，但他的對日政策明顯整體趨于溫和。他上任后與日本領導人頻繁互訪，甚至被媒體稱為韓日首腦的“互訪外交”，韓日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今年3月的“天安號”事件后，東北亞安全局勢可謂波譎云詭。從7月25開始，美韓在日本海舉行了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第一階段演習于7月28日結束，日本首次派出4名海上自衛官作為觀察員參加了演習。
楊斌是荷蘭藉中國人 ，剛獲委任為朝鮮新義州特區首長的荷蘭藉中國人楊斌，因涉嫌逃稅，10月4日五時在沈陽被扣查，新義州發言人證實此事。
報導指引中國官員說，楊斌今早前往新義州前被當局拘查。
中國新聞社今天上午簡短地報道了這一消息。
內地傳媒日前報導，沈陽的稅務機關，已經向楊斌持有的歐亞實業公司，及有關企業發出通知，要求清付拖欠的稅款。
本身亦是本港上市公司歐亞農業主席的楊斌，上星期減持了的歐亞股份，令他的持股量，降至少于五成。
楊斌承認拖欠1000萬元人民幣稅款
（沈陽綜合電）新近被任命為朝鮮新義州經濟特區首長的歐亞農業控股主席楊斌，昨天承認拖欠1000萬元人民幣的稅款。不過，他強調這些稅款與香港上市的歐亞沒有關系。
中新社星期三報道，沈陽地方稅務集團已向歐亞集團和有關的企業發出通知，要求清交拖欠稅款。雖然早在7月就有消息說楊斌因涉嫌逃稅而遭調查，但這是中國官方首次證實有關消息。
楊斌昨天在歐亞集團的沈陽總部召開記者會說：“這件事與歐亞農業控股無關，主要涉及歐亞在旅游業和房地產的投資。”歐亞農業是香港上市公司。
他補充說：“那主要是建筑和房地產稅。”
楊斌說：“我們必須交稅的期限在10月12日到期，這事我們已經跟沈陽稅務局討論了。”
《國際金融報》早前曾經報道，楊斌的問題應是出在沈陽荷蘭村的建設。報道指他在有關項目中涉嫌違法使用土地，把計劃進行生態農業開發的荷蘭村變相搞成是房地產項目，同時涉嫌逃漏稅。
楊斌7月上旬前突然離開沈陽，有報道說他潛逃出國，不料他近日突然現身，而且成為朝鮮新義州經濟特區的首長。中國官方對此反應低調。
在香港，歐亞農業的股票星期一停牌，公司宣布主席楊斌一周內第二次出售所持的公司股票，使楊斌在公司的股份減少至46.7％。
由于關注有關公司的透明度，一度是市場寵兒的歐亞的股價在最近幾個月下挫。
另一方面，楊斌說他將展延到韓國。他原本是要去韓國安排讓外籍人士可以不必申請簽證進入朝鮮新義州特區。
他說，從星期二開始外國人可以免簽證進入特區是未經授權的說法。由于朝鮮的阻止，這事并沒有發生。
他在記者會上承認：“這是我個人的錯誤。”
他將展延到韓國和日本，以便集中解決簽證問題和一個大難題：建造圍墻把新義州與朝鮮其他地區分隔開來。
楊斌說，他希望建造一道臨時的圍墻直到永久性圍墻建好為止。
韓國聯合通訊社在發自北京的一則報道中說，由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任命的朝鮮新義州經濟開發區特首荷蘭籍華裔富商楊斌，星期五早晨在沈陽被中國警察扣押。
報道引述一名中國官員說，楊斌是在準備前往新義州的時候被拘留的。
目前這個報道沒有得到相關方面的證實。
韓國聯合通訊社報道說，雖然楊斌被捕的原因還沒有被宣布，但是此間的外交消息人士說，他的被捕與逃稅，股市投機和非法房地產交易等問題有關。
報道還說，中國政府星期四已經指令邊防部門阻止楊斌到新義州。
討稅
據"中國新聞社"報道，沈陽地方稅務機關已向楊斌為法人代表的歐亞實業公司和有關企業發出通知，要求其清交拖欠稅款。
不過，報道說，楊斌本人在一次記者會上表示，這次稅務事件并不牽涉他的企業歐亞農業。他說，事件所牽涉的是歐亞在旅游和房地產方面的投資。
楊斌創辦的歐亞實業公司總部就設在遼寧省省會沈陽市。該公司已經在香港股市掛牌上市。
中國傳媒一直有關于楊斌的公司涉嫌非法使用土地和逃稅的報道。楊斌本人一直否認這些指稱。
路透社的報道說，楊斌在沈陽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上表示，有關指稱所牽涉的主要是建筑和房地產方面的稅項，總計達1,000萬人民幣左右。
楊斌更聲稱，繳納稅款的限期為10月12日，而他們已經與沈陽稅務當局就此進行討論。
朝鮮設新義州特區 中國丹東將最先獲益
據聯合早報報道，朝鮮設立新義州特區，中國的丹東可能成為最先的獲益者。
但是，據中國媒體報道，該地的經貿官員卻已經擔心在未來的實力對比中可能落后。他們指出，中國“開放城市”的政策優惠對提升丹東的競爭力已經沒有多大實質意義，“能夠爭取到特區政策當然是最好的”。
中國《財經時報》報道，丹東外經貿局長孫坤承認，如果新義州特區如計劃所列順利實施，肯定會“加速韓國資本和企業邁向丹東的步伐”。
因此，朝鮮設立新義州特區的計劃如果能順利落實，中國的丹東將成為最先的獲益者。但孫坤同時強調，由于新義州特區目前只有框架（基本法）出臺，其具體細節尚未落實，新義州“特區”局面還并不清楚，所以，目前一切對策還都處于“調研”階段。
丹東外經貿局的另一位官員蘇任透露，9月22日，以中國國家外經貿部亞洲司主要負責人為首的一個調研組已經抵達丹東。調查組成員還包括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商務參贊、遼寧省外經貿廳副廳長以及遼寧省外經貿廳貿促處處長。孫坤否認調研組專為新義州特區事宜而來，但承認那“也是調研的主要議題之一”。
對丹東“意義重大”
蘇任說，由于中朝貿易超過70％的份額經由丹東出入，又有30％的中國出口產品是為丹東制造，所以200米外的新義州設立特區，對丹東絕對“意義重大”。
根據丹東外經貿局提供的資料，去年，中國與朝鮮的貿易總額為7億3986萬美元（朝鮮的對外貿易總額為20億美元），其中出口為5億7313萬美元（約10億新元），這兩個數字中有分別47.5％和54.7％是經由丹東口岸完成的。
同時在中國對朝鮮的出口產品中，有價值1億7080萬美元是丹東市地方完成，占中國對朝鮮總出口額的29.8％。自1990年以來，丹東與朝鮮之間進出口年增平均達20％以上。
蘇任分析，由于至今為止中國是朝鮮最大的貿易伙伴，丹東和新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