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文化輸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談談中國重視加強國際文化交流的意義)

时间:2024-05-20 01:11:59 编辑: 来源:

潤額的比重等方面的情況。

3)另有研究人員也使用行為標準。據此標準,如果公司從全球角度來計劃和活動,強調全球利潤而不是國內利潤,那么就可以認為它是跨國公司。

從國際政治學的視角看,綜合上述三個標準,跨國公司可以理解為:直接擁有或控制著雖然沒有完全受控于母公司的決策但必須對之回應的海外子公司的大型工商企業,母公司決策的影響范圍并不與國界吻合。

2、跨國公司的產生和發展

跨國公司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但現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的勃興,應該說是在20世紀50、60年代發展起來的。

最初的跨國公司是與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相伴而來,但是英國的“家庭資本主義”(family capitalism)卻難以為跨國公司的出現提供相應的組織資源。

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在美國產生了“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由此職業管理人員取代家庭成員成為掌管公司運作決策權的經理層,行政結構取代了血緣關系結構。管理資本主義的興起使組織創新突破了家庭管理的局限,為工業公司發展成跨國界的大公司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于組織創新、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由此而產生的巨額過剩資本,產生了向外擴張的需要,使資本國際化的主流從國際流通過程深化到國際生產過程。但是,限于當時世界整體工業化水平和外國直接投資能力,跨國公司雖已初具規模,卻仍處于形成發展階段。

二戰后,特別是50、60年代可謂跨國公司發展的一個高潮。戰后,英國和歐洲大陸工業公司展開了一場頗具聲勢的“管理革命”,廣泛采用美國公司的先進組織結構和管理技術,從而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空前迅速發展。從戰后到80年代前,跨國公司的發展一直是歐美兩強并存的格局,伴隨70年代以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到80年代形成美國、日本和歐共體(歐盟)三足鼎立的局面。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其跨國公司的發展與政府行為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

其次,對跨國公司而言,其跨國經營的基本動因還是以經營取向為主旨,目的在于追求利潤。

二戰后跨國公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跡象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興起和發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始于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進入迅猛增長時期,從而打破了長期以來一直為發達國家壟斷國際投資領域和跨國經營的局面。目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大多集中于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大多規模小、實力弱,僅有少數國家躋身于巨型公司之列。而且多系利用地緣、血緣關系,實施地區性經營戰略,帶有明顯的地方性、局限性特征。

進入90年代,跨國公司的發展又形成一個新的高峰期,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核心組織者。跨國公司日益呈現出生產國際化、經營多元化、交易內部化和決策全球化的特點。今天,跨國公司所影響的已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有可能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由此而出現國際性的“權力再分配”趨向。

二、經濟全球化中的跨國公司

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同時,跨國公司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作為國際直接資本流動的載體,跨國公司的崛起是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同時又擴大了全球化的內容與范圍。政府簽訂推進全球化的協議,背后的推動力量是跨國公司。

1、經濟全球化造就一代跨國公司

1)全球化進程推動了跨國公司的發展。

2)全球化突出了跨國公司的優勢。因為跨國公司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可以更加有效地移植自身的優勢,并與一些不可移動的特定區域的區位資源結合起來。全球化削減了各國對商品、資本和服務的壁壘,同時先進的通訊技術使得跨國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更為方便,是跨國公司的成本大為降低,令跨國公司的優勢大大突出。大大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產生。發展中國家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也開始歡迎跨國公司的到來。

3)全球化引起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其主體思路是利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強化各子公司之間的產品與工業環節的分工。過去彼此間相對獨立的格局正在演化成為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

2、跨國公司改變經濟全球化的方向

1)改變了各國經濟聯系的內容,使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國際分工是價值鏈的分工,跨過公司掌握某些關鍵環節從而控制整個價值鏈,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占了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技術流動是在跨國公司內部流動,跨國公司在世界生產領域的份額不斷擴大。

2)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全球市場的范圍不僅包括傳統的產品與技術市場,而且擴大到服務領域。

3)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途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國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是國內市場實現的,跨國公司的作用越發重要。跨國公司的崛起,使得國家很難管理跨國公司,而成為國家重要的談判對手。由于跨國公司內部物流價格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所以各國政府的效率大大被削弱。

三、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

跨國公司有著復雜的性質。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在成為“國籍不明”的或“超國家”的跨國公司,深刻地改變了、至少是正在改變著人們對主權民族國家的看法。

跨國公司所奉行的是“全球市場新邏輯”。跨國公司所關注的,只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資源和要素收益率上的差異,以及不同經濟和政府制度對資源流動的影響,以保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顯然,跨國公司淡化了國界,模糊了國家利益概念。

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摩擦和沖突。作為工業發展模式的傳播者,跨國公司常常為了利潤和市場等目標的實現,影響東道國和母國(主要是東道國)的產業和經濟政策的正常執行,甚至將觸角伸及經濟活動以外的諸如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從而被看作是對民族國家主權的一種挑戰。

這種挑戰通常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第一、限制和削弱政府能力

這主要是指:

- 限制和削弱政府調節經濟發展的能力。

- 限制和削弱政府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保護能力,兼并優秀的民族企業。

- 限制和削弱政府對本國外貿的管理和保護能力。

第二、激化東道國與母國間矛盾

跨國公司以阻礙資金及技術的流入為要挾,迫使東道國政府為其在當地的活動創造便利,有時也借助母國政府的支持,抵制或對抗東道國對其活動的干預和限制。看上去,國家與國家間的經濟對抗似乎已由國家與跨國公司間的對抗所取代。

另一方面,東道國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往往會激化東道國與母國間為謀求本國企業利益而發生的對抗。這種對抗不僅在發達母國和發展中東道國之間屢見不鮮,并且在發達國家之間也同樣存在。

第三、跨國公司所進行的政治活動更是對主權國家的侵蝕。

如今,跨國公司收買或脅迫政府官員的事件較少披露,但旨在獲取投資便利的院外活動卻愈演愈烈,其主要途徑有:

-跨國公司與本行業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合作。

-跨國公司與政府間正式或非正式的聯合。

-在科技、經濟、金融及法律等專業領域,與雙邊或多邊的團體的聯合。

通過上述途徑,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扮演著國家政策的決策者或影響者的角色。

既然跨國公司的權力擴張對民族國家形成了沖擊和挑戰,那么民族國家對于跨國公司及其活動就不能不做出對等的反應,其中主要是對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變化。

由于發達國家既是投資母國,也是接受投資的國家。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對跨國公司均采取積極開放的姿態。在促進國內資本的輸出方面,發達國家不僅在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上對跨國公司正面鼓勵,而且通過與東道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訂立,維護國內跨國公司在國外投資準入、享受國民待遇、利潤匯回等方面的權益。在管理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則通過間接的政策來管理和協調跨國公司的活動。

發展中國家與跨國公司的關系在總體上還是若即若離,因為作為東道國,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需要跨國公司帶來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也強烈地感受到跨國公司對其國內經濟及社會生活方面的副作用。抵制和約束這些負面效應成為一些發展中東道國對待跨國公司政策的基礎。與發達國家不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目前仍采取直接的針對跨國公司限制或規制手段。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策更類似于發達國家。

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主權之間的矛盾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強大權力將替代民族國家主權乃至各國主權的喪失,而是促使國家在更高的層次上,更負責任地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讓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超越原來的國界,成為各國自覺自愿、協調與合作地處理經濟事務的權力。

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看待和理解國家主權。現在,國家主權的含義也在漸漸發生變化。其實,國家主權應是一把雙刃劍,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影響同樣也應是一把雙刃劍。

從現實的國際形勢的發展態勢看,目前世界上所有深刻變化幾乎都涉及到國家主權概念的變化。國家主權所以受到如此嚴峻的挑戰,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1)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

2)國際分工與合作的潛在收益日趨增大;

3)世界性的對某些價值觀念的重新詮釋;

4)冷戰后,“一超多強”格局的出現以及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功能的加強。

當然,以上原因對民族國家主權的挑戰還只能說是“相對的”、“彈性的”,并不可能使國家主權在未來的數十年內變得無足輕重,并進而使國家的作用日漸式微。相反,隨著國家間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民族國家主權將以更為靈活和更具彈性的方式得以維護和加強。因此,跨國公司將在一個高度限制性的國際政治環境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運行。

跨國公司在未來的國際商務活動中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這可以從跨國公司所處外部環境和自身運行兩個方面分析。

從跨國公司所置身的國際環境看,各國只有在為了實現本國利益至少是長遠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讓渡部分權利給某些國際組織,以避免國家主權受到某種可能的侵害。而且,國家主權意識往往只有在與他國的交往過程中才能得以顯現,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愈高,其國家主權意識及為此采取的措施的意愿愈強烈。從現在以及可預見的未來看,還不可能出現一個讓民族國家消亡的世界政府。

如果僅從經驗上推斷,將跨國公司視為削弱乃至摧毀民族國家主權的重要力量可能是正確的。因為它要掃除所有阻礙其全球經營謀求利潤最大化的壁壘,尤其是國家邊界。但在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跨國公司是真正無國籍的。現時國家的和民族的因素仍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壟斷力量是跨國公司賴以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盡管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跨國公司的利益與民族國家的政策目標往往是沖突的,但也不能否認二者之間還存在互補性,尤其對母國更是如此。

可見,民族國家的作用在未來可以預見的相當長時期內,仍將對跨國公司的活動產生重大影響。而跨國公司的影響也是好壞參半。

結論:只要民族國家的概念尚未消失,它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外國資本對本國市場的主宰,它為國家主權而與無視國界的跨國公司的沖突與矛盾仍將存在。但是,正如作為競爭對手的企業基于一體化戰略的考慮結成戰略聯盟那樣,在一體化的前提下,國家與跨國公司共有利益的存在又使解決這一矛盾和沖突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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