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來配置資源，保障重點建設，恢復國民經濟，有效調動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集中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才能實現優先發展重工業，并且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比如幾大鋼鐵基地、能源基地、機械制造基地，創造了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成為鋼鐵大國等等）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
二、蘇聯模式的影響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因素：
我國建國初期實行的計劃經濟，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但也不是不考慮我國自身實際情況，照搬蘇聯模式。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但同時，蘇維埃政權面臨國內外敵人的進攻，內憂外患、困難重重，俄國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包括余糧收集制，企業國有化，實物配給制和勞動義務制，這個政策集中了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適應了戰時需要，為戰勝國內外敵人提供了保證，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1921年實施新經濟政策，恢復了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機制作用，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 迅速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經濟， 使蘇俄經濟走出困境，在1927年蘇聯經濟達到戰時水平，并且鞏固了工農聯盟，為實現工業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國家的財政收入狀況有了明顯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有了初步好轉，從而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在1928年，斯大林作出實行全面計劃經濟的重大決策，在農業領域實行集體化。并于1929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從此，揭開了蘇聯長達60年的計劃經濟模式序幕。通過實行計劃經濟，蘇聯在經濟基礎薄弱，帝國主義經濟封鎖，政治軍事威脅的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上，順利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在二戰中同法西斯的作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加快了戰爭停止的步伐。通過三組數據，我們可以明了的看到計劃經濟主導下蘇聯的發展：
第一組是以1940年與1913年比較：1940年，蘇聯生產生鐵1500萬噸，幾乎等于1913年的4倍；鋼1830萬噸，等于1913年的4.5倍；煤16600萬噸，等于1913年的5.5倍；石油3100萬噸，等于1913的3.5倍；商品谷物3830萬噸，比1913年多1700萬噸；原棉270萬噸，等于1913年的3.5倍。
第二組是以1953年與1940年、1913年進行比較：1953年蘇聯工業的固定生產基金等于1940年的2倍多，等于1913年的22倍。1953年大工業總產值等于1913年的30倍（按可比價格計算）。1953年工業產值比1940年增加1.5倍以上，其中機器制造業的產值差不多增加3倍。重工業各個重要部門的產量從1913年到1953年的增長情形如下：煤從2900萬噸增加到32000萬噸，石油從900萬噸增加到5200萬噸，鋼從420萬噸增加到3800萬噸，水泥從150萬噸增加到1600萬噸，電力從19億瓦時增加到1330億瓦時。機器制造業在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1938年為27%，1950年為39%。
第三組是從1951年到1984年的發展來看：1951年至1984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8.9倍，工業總產值增長13倍，農業總產值增長1.7倍，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8.1%和3.1%。而同期美國的這幾項指標分別只增長2.1倍、2.6倍和0.8倍，平均增長率分別是3.4%、3.9%和1.7%。
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與當時蘇聯蘇維埃政權同樣的內憂外患，滿目瘡痍的困境，蘇聯經過計劃經濟的實施，成功的鞏固發展了蘇維埃政權，使蘇聯從1918年向德國乞求休戰，變成為一個20世紀80年代初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不得不讓全世界感到震驚。并且，我國缺少足夠的經濟管理經驗，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蘇聯成功的發展經驗。
但同時，我們也絕不是照搬蘇聯模式。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有著豐富的反教條主義經驗，形成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毛澤東認為，我們應該向蘇聯學習，同時，“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蘇聯所有制過于整齊劃一、部門管理體制過于集中，而我們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公私合營經濟和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的補充，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仍然有著重要的作用，注意運用價值規律，調節某些生產和流通的價格、稅收和供銷關系，從而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建國初期面臨的帝國主義封鎖是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外部因素：
建國初期，美國從各方面孤立封鎖新中國，美帝國主義不承認新中國的合法性，并且并操縱聯合國阻撓新中國派合法代表取代被國民黨非法占據的席位。由于美帝國主義的阻撓，國際上只有蘇聯和東歐、亞洲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承認新中國。
同時，美國阻撓所有國家的商船進入新中國的港口，企圖切斷中國的海上貿易，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眾所周知，美國于1950年6月25日，發動朝鮮戰爭，并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政權。為了維護新生政權，新中國在外交上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做出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定。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政治上的獨立要以經濟獨立為支撐，要想鞏固和發展新生的革命政權，新中國經濟必須獨立自主，為了實現經濟獨立目標，相對于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輕工業發展戰略，我國必須實現內部循環的重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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