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隱形的源文化、源意識與顯性的現文化、現意識之間的分裂與沖突,體現著某種程度上的身份不確定性,體現著某種“雙重身份”或“雙重意識”5。
而最能體現這雙重意識碰撞的是美國文化價值觀的華裔青年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華人父母之間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據自身的經歷和體驗,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會里,華人子女必須出類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們對子女嚴加管教,甚至不惜為子女的前途犧牲自我。《喜福會》里的母親們就是這樣想方設法地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主導女兒們的生活,費盡心機地安排她們的前程,遇到的卻是女兒們的公開叛逆或消極抵觸。母女們朝夕相處,卻形同陌路;她們腳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樣,兩種文化傳統的沖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溝變得更加難以逾越。譚恩美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沖突展示了第一代華裔美國移民濃濃的“中國情節”和生長在美國的女兒們之間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對于老一代無比珍視的“中國根”,她們即不了解,也無興趣。中國傳統文化在她們看來不過是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國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議的陋俗。湯婷婷和譚恩美的小說都強調了第二代移民已漸漸疏離了印在她們皮膚上的中國文化,并有意識地突出了她們融入美國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華裔美國文學在東方主義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為中心的的權力話語下,華人在美奮斗和生存的歷史成為被隱沒和壓抑的歷史。湯亭亭在《中國佬》中的第三章《內華達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華法》中用了長達8頁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實地逐年列舉了美國政府從1868年到1978 年頒布的排華法規及其相關的重大事件,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歧視迫害華人的歷史和排華法案的荒謬和無理。白人中心的權力話語左右著他們對華裔美國人的描述,華人的歷史可以扭曲、改寫或隱沒來符合白人至上理論下的權力話語。
賽義德的東方理論體現了華裔文學這一弱勢文化被西方白人強勢文化所強加的排斥和壓迫。據賽義德的描述,東方主義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基于對東方和西方本體論和認識論之差異的思維方式;第二層含義是西方對東方長期以來的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利方式1。因此,基于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所謂東方主義變成了西方對于東方世界的無知、偏見和獵奇而虛構出來的某種神話。東方主義作為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識體系,實質是西方帝國主義試圖控制和主宰東方而造出來的人為虛構的產物。從福柯的話語理論來分析,這是一種權力的產物,是一種知識權力或曰文化霸權主義。賽義德視東方為“他者”,通過話語霸權建構一個完全是西方對立面的“東方”,由此證明西方文明是體現理性、道德、正義的優越文明,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對東方實行殖民統治。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意識將其他少數族裔文化邊緣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無法在平等的意義上與其他族裔的文化對話,更無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導者們宣揚的那樣,在美國這個號稱自由、平等的國度里共生、共存、共同發展。說到底,華裔美國文學從后殖民地理論的意義上看還是一種“雜糅”的文學品種,是在結合了中、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的創新。長期以來,主流社會對華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們是美國社會中的過客,永遠是外國人;不是開餐館就是開洗衣店或為白人幫傭,做的是女兒活,沒有男子漢氣概;慣于逆來順;他們沉默寡言,神秘莫測。而對華人女性的態度則可以在黃玉雪的自傳體小說《五閨女》中得到體現。華人小女孩在學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國佬,并相她丟黑板擦。且當文中女主角即將從大學畢業,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國商行找工作。在美國商會里你會一無所獲。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帶的種族偏見對你十分不利。”
而為了拼命通過迎合主流文化來躋身于美國主流社會,以哈金為代表的華裔美國作家故意將話語自我東方化,力圖摒棄和隱匿中國文化的身份,以取悅西方的聽眾和市場,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來鞏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對東方的話語霸權。哈金在長篇《等待》中體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種田好手但卻給她裹上三寸金蓮,這對東方主義者而言,正是中國傳統婦女的標識和縮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將男性的價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過對慕英的描寫將脫離時代背景的女性主義者和不知廉恥的妓女等同起來。哈金“閹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認為東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這使得他獲得了1993年的凱恩書評獎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獎。哈金以“真實”的聲音講述中國婦女的故事,但這只是為迎合西方女性主義興趣和東方主義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華裔美國文學的“他者”形象被“發揚”。
3.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華裔為了對抗美國白人主流強勢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貶低、排斥和曲解,極力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來尋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華裔美國作家的作品確實有對中國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當屬湯亭亭在《女勇士》中對岳母刺字和花木蘭傳說的融合和改編。作為在美國文壇第一個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謂華裔美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雖然湯亭亭在創作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透過美國文化的面紗望過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誤視。這是由于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美國的華裔后代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了解大多是從上輩人的故事里得到而變得模糊自己視為美國社會固有的一個部分。湯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華裔美國文化也是這個文化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應受到貶低和排斥。
將美國文學分成便于討論的歷史片段或“時期”，不像劃分英國文學時期那樣能夠獲得文學學者們的共識；參見：英國文學各時期的劃分。保羅·勞特編寫的《重建美國文學》（1983）中的許多大學教學大綱調查和A.拉馮內·布朗·魯奧夫與杰里·W.沃德合寫的文章“重新界定美國文學史”（1990），證明了（尤其是為公正對待女性和少數民族作者的作品所作的努力以來）文學時期時間的劃分及其名稱具有多么大的可變性。近來，一些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教授美國文學的教師，只是簡單地把他們的研究按日期分段而沒有附上各階段的名稱。但是一個顯著的趨勢是，承認重大戰爭在標志文學重大變革中的重要性。正如學者庫欣·斯特勞特所評論的那樣，這種趨勢“表明在美國的政治史中存在著比具體的文學或文化類別中更明顯、更為人信服的順序”。
可以
如果是漢語創作，可以直接納入華語文學
如果是華裔海外人員創作的非漢語文學，可以歸為華裔文學
但中國文學，我認為是有一個特定的指向，一為漢語創作，二為中國人
(一)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個以馬來族為中心、以馬來族、華族、印族為基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而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會，因此，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文學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學，其中主要是由馬來族、華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學源流所構成的。這些來自不同民族的文學源流，盡管有著原來各自不同的內容、形式、風格特點和色彩，可是經過長期的互相影響，互相融匯與共同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因素，卻又漸次地使它們匯合而組成了有機聯系的整體。因為就它們現在所反映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現實，所表現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論，它們又是統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馬來西來各族文學的形式與特點、風格與語言，雖仍各有所異，但卻無阻于新馬文學藝術的發展；相反地，倒是有助于豐富和充實它的體系。馬來族、華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學源流都把各自原來的藝術的成就，帶進了統一的新馬文學這一新的總體里面。
新馬華族文學，也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新馬的文學藝術史上。由于新馬華族文學具有其原先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及華族在新馬愛國獨立運動實踐中的某些優點和特點，使它能夠在新馬文學藝術發展的過程中，產生比較積極的作用，并在新馬獨立后的建設國家的現階段中，仍然保持著相當顯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馬文學既然在新馬國家獨立和建設，及在文學藝術發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么我們現在來對它進行較有系統的研究總結，就顯得極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來，新馬華族文學作家通過他們的無數創作實踐、文學活動和理論建設，逐漸地探索和認識，將這原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萌芽起來的僑民文學，發展成為當今新馬民族文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獨特的，然而又是與其他新馬民族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的華族文學，并將它原先隸屬于中國文學主流的僑民意識，改變為熱愛新馬社會，服務于新馬各族人民的愛國文學，從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在風格上和語言上，在具體作品中的主題與題材，在地方色彩與藝術語言特色等等方面，相當完整了創建了自己的獨特體系。這個獨特體系既是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傳統，而又區別于中國文學的特色。
新馬華族文學的實質就是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內涵。
且讓我們先從“民族”這個人類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原理出發來考察吧。
有關的民族學說，早在幾十年前就總結出：所謂“民族“，乃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而只有當上述四個特征全部具備了的時候，民族整體的實質才算被肯定下來，否則就不成為民族的完整定義。
新馬的華族，原先屬于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前者與后者本來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穩定的四個民族特征的，但由于前者移居新馬地區之后，兩者就開始沿著兩個不同的方面發展，也即是說，當一部份的中華民族離開了中國這個地域，來到新馬這個新環境定居下來之后，民族原有的四個特征在它身上就逐漸產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共同地域這個特征的消失。新馬地區和中國地區是分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于不同地域上的一個民族，必然要發生分化，例如，從英國本土遷移美洲的英國人，從非洲大陸被販賣到美洲的黑人，或如從十四世紀進入馬來半島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樣，他們在新的地域里逐漸喪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征，而逐漸產生新的特征，逐漸發展形成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馬和中國（包括大陸和臺灣、香港）不僅是兩個不同的地域。同時又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單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國大陸。因而也就必然有著不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有著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經濟生活。我們知道，共同的經濟生活是構成統一民族整體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它影響著和制約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與變化，因此，新馬華族原來具有的中華民族的心理質素、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也隨著地域和經濟生活的改變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質、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的逐漸消失與變化，大都明顯地表現于日常生活中的風土人情、習俗情調、思想作風、語言藝術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馬華族的共同用語與中華民族的共同用語——普通話又或者是閩、粵、潮、客等地方方言，雖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語法結構、語匯、詞義和修辭法，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新馬華族的語言，已經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馬來語和英語的語匯和詞句，甚至某些的語法結構的特色。這主要是由于作為語言的物質基礎、內容與生命力的民族經濟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馬華族的語言，必將隨著新馬民族生活的現實條件，以及時間歲月的轉移變化、發展，以致越來越在程度上區別于中華民族的本土語言。
作為人們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民族四個基本特征，對于中華民族部分移居新馬地區的成員來說，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完整特征。雖然在共同語言和表現于共同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