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收入項目連續逆差。此外，有些發展中國家過分強調外來的直接投資，注重外商在本國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本國對外直接投資則發展緩慢，投資收入逆差不斷擴大，由此產生了許多潛在的風險和國際收支逆差的壓力。
三、當代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1.宏觀產業政策與微觀經營決策的沖突
在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中，政府起著重要的作用。發展中國家政府希望通過制定產業政策推動本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從而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其著眼點在于國家的整體利益。但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有自己的經營決策，其對外投資的目的仍然是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其投資流向符合國際資本流動的一般規律。這樣，國家的目標函數與企業的目標函數就發生了偏離。企業對此要么以“隱藏行動”的方式不予合作，要么要求國家給予補貼。因此，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函數中一開始就包含著政府補貼的部分。實踐中，一些企業為了獲得這部分補貼盲目進行數量擴張，更有少數企業通過尋租的方式始終將這部分補貼控制在自己手中。結果，這種粗放型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根本不具競爭力，出現了所謂的“大企業病”。
2.產業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不匹配
一般來說，一國的產業結構是依據其資源的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起步晚、經濟發展水平低，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稟賦多為不可轉移的自然資源儲備和勞動力。這樣在不具備壟斷優勢的情況下，一旦離開母國的生產區位，其產業結構與新的投資區位就難以匹配，區位優勢甚至會轉變為區位劣勢。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大多是建立在資本、技術和知識這類可轉移的資源稟賦之上的，這樣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就可以在轉移上述資源的同時，充分利用新投資區位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即使在面對區位劣勢或區位優勢不明顯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也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突破資源稟賦的限制，或者利用自己對知識和技術的壟斷以及市場結構的不完全性，彌補其他要素的劣勢并攫取超額利潤。這一點是發展中國家無法做到的。
3.世界市場結構的新變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挑戰
四、對我國的啟示
1.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其分工演進水平決定的，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基本遵循這一規律。對外直接投資遵循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工業國家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路徑，但該條路徑在動態過程中是可逆的。新興工業國家在分工演進中加速了對技術、人力資本和生產經驗的積累，從而能夠對發達國家進行逆向投資。新興工業國家的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即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應注重對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累積，同時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開發和掌握發達國家外溢的生產技術。
2.由于與國內目標、企業微觀經營決策發生沖突，再考慮到技術是否可得和成本、風險、對手反應等問題，發展中國家在理論上可行的一些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如學習型和策略競爭型對外直接投資在實踐中的可行性是值得懷疑的。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的積極推動，由于這一行為并不是完全遵循比較優勢逆資源稟賦而動，因而可能會導致政府的產業政策被少數廠商利用，通過尋租競爭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從而降低了經濟效率及福利。
4.對于我國“非資本過剩型”的對外投資活動必須從宏觀和微觀的兩個層面去解析。企業的跨國投資不僅要選擇能夠為企業帶來投資回報的項目，而且這種投資項目還應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直接的輻射效應。這種輻射效應越大，跨國投資也就越有利。企業對外投資對母國經濟發展輻射效應的強弱，并不完全取決于企業資本的增值程度，還取決于投資的產業選擇。因為只有在優化跨國投資產業的基礎上，才能夠使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帶來企業自身的利潤增長，還能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為提升國內產業結構開辟新的有效途徑。
在國際間不受壟斷力量干擾的條件下，有獨立經營的買者和賣者之間進行交易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