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加拿大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國家和當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個為那種要去體驗和豐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驅策的新文藝復興時期式的人物。

雖然白求恩起初是作為一個胸外科醫生得到國際聲譽的，但他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個畫家、詩人、軍人、批評家、教師、演說家、發明家、醫學著作家兼理論家。

你所不知道的諾爾曼白求恩

一、歷史老照片

對于20世紀后半期的幾代中國人來說，經過歷史潮流的若干次淘洗，白求恩就像是壓在箱底的一只泛白的軍挎包、一塊舊表或一張老照片。歷史的相片，有一張大家特別熟悉，那是著名攝影家吳印咸1939年10月匆匆拍下的，后來被制成了郵票：日軍對晉察冀邊區的冬季大掃蕩剛開始，白求恩和戰地醫療隊急行軍70多里山路，在距火線5、6里遠的一所小廟里搭起了臨時手術臺；白求恩身穿八路軍土布軍裝和草鞋，正俯身在手術臺前，身旁是幾名助手；夕陽的光線從照片的左前方照進來，從側面勾勒出他的白發、花鏡、胡須、瘦削的臉頰和全神貫注的神情……。那時，距11月12日也就是他以身殉職的日子，已只有10幾天了。

吳印咸的這張歷史照片和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是我們幾代人認識他的

主要依據：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形象，也是被定于一尊的、高度抽象化的白求恩形象。當濃重的歷史背景漸漸遠退，這個形象也似乎變得空洞，成為一個道德偶像，一個意識形態的符號。這個形象,我們現在就讓它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實中去。

二、一個放浪形骸的人

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鎮格雷文赫斯特。這一支白求恩族原是法國胡格諾派（法國新教）教徒，16世紀中葉遷居到蘇格蘭，18世紀移民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是多倫多市的著名外科醫生，父親是長老會的牧師，母親也是一名傳教士。

白求恩從小就表現得有點膽大妄為，8歲的時候，他解剖蒼蠅和牛腿，追到陡峭的懸崖邊去捉蝴蝶，有一次摔斷了腿。10歲的時候他一個人橫渡佐治亞灣，差點兒溺死。他不但熱愛科學和冒險，還喜歡用粘泥塑型，在畫布上涂顏料。“母親給了我一個傳道家的性格，”他喜歡這么說，“父親給了我一股要行動、要干的熱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白求恩還在多倫多大學讀醫學。加拿大宣戰的那天，他參了軍，被派到法國前線的戰地救護隊做擔架員。后來，負傷，回國，重返大學。畢業后，他加入了英國海軍，當了一名軍醫。

戰爭結束時，白求恩正在駐法國的加拿大航空隊服役。他和朋友們坐在巴黎的小酒館里，那時，有些人夢想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原則“十四點”作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費邊社會主義，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學說解釋世界，有些人在卡爾·馬克思的旗幟下行動起來。白求恩發覺自己成了一個彷徨歧途、沒有歸宿的人。他感到幻滅，這是西方知識分子在戰后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滅。白求恩28歲了，兩鬢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發。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國退了役。

他一面在醫院做實習醫生，一面到歐洲做商業旅行。他利用藝術鑒賞的本領，在法國和西班牙買進藝術品，然后在倫敦出售，賺了足夠多的錢，使他能夠過一種奢華的生活。他像貴胄子弟一樣視金錢如糞土。他出手闊綽，買最好的服裝、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還有無數的書籍，別人借錢則有求必應，他還給自己備辦了粘泥、顏料和畫布。那時，年輕的白求恩走在街上，擺動著一根手杖，出入于倫敦放浪形骸的藝術家聚居的梭瑚區公寓。他性格直率，舉止豪邁，為了內心的信念可以不計得失。每晚，年輕的作家、美術家和音樂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縱酒宴飲，聽他高談闊論他的藝術和人生觀。他那時信奉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精神之父瓦特·佩特的學說，這位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文化英雄，倡導感官、興味和快樂，所謂體驗就是一切。在20年代早期的倫敦，白求恩就這樣沉浸在浮華放浪的生活中,暫且療治他的幻滅感。

一連三年，他忙著做外科手術，繪畫、雕刻、結交新朋友。可是，這種放蕩不羈的生活發生了改變，因為他遇到了兩位女子。

三、中產階級的名醫

實習期滿，他在倫敦東區的一家私人診所里任職。埃麗諾·德爾夫人是這家診所的主人，她極其富有，后來成了白求恩的朋友并資助他到歐洲深造。他在巴黎、維也納和柏林觀摩了歐洲外科大師們的手術，這使他終生受益。

1923年秋天，他到愛丁堡參加皇家外科醫學會的會員考試，遇到了弗朗西絲·彭尼。她22歲，是愛丁堡一戶有名望的人家的獨生女。英國上流社會女子學校給了她恬靜脫俗的氣質，這些加上她柔和悅耳的聲音和美貌使他一見傾心。三個月后，他們結婚了。

婚后的白求恩偕妻子輾轉歐洲和北美，最后定居在美國底特律城，那是新興的汽車工業的都城。他開設私人診所，很快就一舉成名。但是，他的婚姻出了問題。他倆相愛，但由于背景不同又彼此隔膜；他做事果決，但又性格急躁；他們的關系成了一連串爭吵與和好、氣惱與溫存、責罵與悔恨的循環。這一切即使在他們到了底特律以后也沒有改善。可偏偏就在這時，他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結核，這是改變他命運的疾病。他的兩頰陷下去，頭發更白了，眼睛燒得通紅。他躺在床上，“我是完蛋了－－你前面還有整整的一生，”他用堅定的語氣對弗朗西絲說，“我要你跟我離婚，走你自己的路。”

這是1926年。他在紐約州的特魯多療養院里靜養，與世隔絕，早年的荒唐經歷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獨自品嘗著死亡的苦味。他說：“我沒有什么遺憾。我已經厭倦了。在這以后無論什么也都沒有意思了……”

絕望中，一個偶然的機緣，他得知有人正試驗用外科療法代替傳統的療養法醫治肺結核。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得救。他深入研究后，要求在自己身上做手術。外科療法的效果出人意料，他的咳嗽漸漸減輕，兩個月后竟出院了。

沒有多少人有機會面對死亡并從中認識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現在，他對底特律、私人開業和賺錢都沒有了興趣。他不再干普通外科，肺結核成了他唯一的興趣所在。他和另外兩位醫生合作進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壓縮實驗，成果發表在1930年的《細菌學學報》上，別的成果也由那些專業雜志陸續刊載；他的腦子里充滿了對新技術、新方法的設想，不斷冒險在自己身上做各種試驗，還發明了好幾種胸外科器械，有的像肋骨剪，就是以“白求恩”命名的；他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幾座大城市醫院里行醫，30年代已躋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專家的行列了。

白求恩掙很多錢，但是同早年一樣總花得干干凈凈。他曾經和弗朗西絲復婚，一年后又再次分手。他繼續做畫、做雕刻，照顧當地的無名藝術家，總是出錢買他們的作品，還建了一所兒童美術學校。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爾舉辦了個人畫展。那些年，他是蒙特利爾圣心醫院的胸外科主任，醫務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醫學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來觀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醫生、社交界的紅人、有結婚條件的單身漢，上流社會追逐著他，但他與他們總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滅感依然揮之不去。他總覺得什么地方出了問題，僅僅依靠胸外科療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貧窮的病人。他們越來越多，因為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已經持續幾年了。

四、他是怎樣向左轉的？

幾年前，也就是1929年10月，紐約股市出現波動，接著就發生了崩潰。失業、破產、貧困，銀行、工廠、礦山紛紛倒閉，那些持“審慎樂觀”態度的人士接二連三地從他們華爾街摩天樓辦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的一種悖謬：數百萬人沒有衣服穿，美國卻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幾千萬人忍饑挨餓，加拿大卻把小麥燒掉；街角有人討5分錢想買杯咖啡，巴西卻把咖啡倒進大海。

這種悖謬也侵入了他的醫學領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復原而窮人死亡。”他說，“這很簡明地說明了經濟學和病理學的密切關系。”世界歷史正醞釀著戰爭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爾街頭，他目睹了一次大規模示威。一隊隊騎警吹響警笛沖進人群，揮舞警棍四下亂打，男男女女紛紛倒在地上，因恐懼和疼痛而呼號。他從自己的敞篷車上取出藥箱，為受傷的示威者包扎。

第二天，蒙特利爾失業協會的領導人正在昏暗的辦公室里開會，門突然打開， 一個衣著考究的人走進來。他遞過一張名片說：“我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你們送到我這兒來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費醫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個別的醫生這樣做……”他開始和窮人混在一起，到他們家里去，同他們一起開會，會見他們的領導人。這些人討論哲學，組織工會，并以一種他喜歡的溫暖的同志之情接待他。

1935年，他作為加拿大醫學界的代表到列寧格勒，參加那里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但其實他主要是想看看蘇聯“社會化的醫療制度”，看看“俄國人”。通過蘇聯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他獲準參觀了許多醫院和療養院，乘便做了調查。他發現，建國以后18年，盡管有近一半時間用于國內經濟重建，但蘇聯的肺結核發病率卻減少了50％以上，這證實了他自己關于肺結核可以完全消滅的信念。在蘇聯，他發現了世界上最完備的療養院和休養所，在這兒產業工人享有公費醫療的優先權，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個診所和療養院，一切醫療都是免費的，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權利。在這里，他一向鼓吹和設想的許多已經成為現實，比如針對兒童實行的結核病預防措施，比如針對肺結核患者采取的復原制度。

他心悅誠服，興奮異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國做旅行講演，用分娩和產痛作比喻，為俄國革命和蘇聯制度做辯護。他從醫學專業的問題出發，卻得出了社會的結論：保護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變產生不健康的社會經濟制度，消滅愚昧、貧困和失業。接下來是合乎邏輯的一步，他加入了共產黨。這個傳教士的兒子堅信，假如基督再生，這也會是他的選擇。

那時，西班牙內戰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員會決定派一個醫療隊到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選為隊長。他辭去了圣心醫院的職務，立下了遺囑，三個星期后動身前往西班牙。

過去，肺結核是他的敵人；現在，法西斯主義是他的敵人。他組織了戰地輸血隊，奔波于馬德里、巴塞羅那、馬拉加和阿爾梅里亞的前線，為傷員輸血。佛朗哥的軍隊正步步逼近，到處都是血、斷肢和尸體。經過西班牙內戰，血與火把他淬煉成了一名戰士。

白求恩回國了，在北美巡回演講，為民主西班牙尋求更廣泛的支持。這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了。國際援華委員會配合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進行工作，白求恩請求率一個醫療隊到中國北方，支援那里的游擊隊。1938年1月2日，他帶著足夠裝備幾個醫療隊的藥品和器材，從溫哥華乘海輪前往香港。

五、最后一站：中國，太行山

接下來的故事是我們都熟悉的。他到了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他組織了戰地醫療隊，前往華北的抗日最前線－－聶榮臻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

華北的父老鄉親正在與亞洲最強大的陸軍作戰，那些往日的莊稼漢、婦女、學生和軍人們一起開會、訓練、行軍、唱歌，臉上泛著光芒。白求恩同他們在一起，發現了新的生活。他率領醫療隊趕往距火線最近的地方，以他高超的醫術搶救每一個傷員。有一次，他一連工作了40個小時，做了71個手術；另一次，他在69個小時里搶救了115個傷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嶺中，他每到一地之前，他的故事就先開始傳揚，而他的到來則使當地的士氣為之一振，戰士們常常喊著他的名字沖向敵人。

他49歲了，已滿頭白發，閱盡人生。藝術家／醫生／游擊隊員，從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產階級的名醫，在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和危機中合乎規律地左轉，成為共產主義者。最終，他在亞洲大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