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派人去臺灣采訪，這是上海中文報紙中軍事通訊的開端，也是《申報》重視新聞真實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會實際生活，連續三年報道“楊乃武冤案”，這是當時中文報刊中最早最長的連續報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經營副業。①創辦文藝雜志；②出版白話新聞報。1876年《申報》創辦了通俗易懂的白話小說《民報》。這是我國最早的白話報刊。；③編印畫報。1877年《申報》出版了《瀛寰畫報》。；④印書。此外，《申報》館還開辦了江蘇藥水廠，肥皂廠等，并由此在1889年組成“美查有限公司”，總資產達白銀30萬兩，超過創刊基金180多倍，實現了美查的“贏利”的目的。
提要：《申報》創辦于1872年4月30日。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又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各個歷史階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停刊。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決定，委托上海書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全套《申報》。
為何下如此大的氣力保存《申報》？尋其原因，一是完整存世的《申報》僅有一套，不成套的大都已紙質松脆，風化發黃，很難翻檢；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申報》不僅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報紙之一，還因為它堪稱中國近代史史料之寶庫。
歷經三個朝代的史料寶庫
在《申報》生存的78年間，除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世界還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和“四·一二”叛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此外，還有許多市井瑣聞和社會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楊文道冤獄案等。因此，以新聞、評論、廣告為內容的報紙，不管其記載是有意還是無意，觀點是否客觀、公正，但以文字記錄下豐富的史料素材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再以出版業和貨幣制度為例。中國的出版印刷事業是怎樣發展的？哪一家印刷所、書局何時開張，如何演變？官方和民眾對出版業的態度如何？出版過哪些書刊？歷年貨幣的變化，物價的漲落，外國資本的進入，民族資本的興衰，農業和手工業的凋敝等等，在《申報》的新聞和廣告里都可以找到它們的源本和變故。
創辦者是個英國人
《申報》的創辦人是同治初年來華經營茶葉和布匹的英國人安納斯托·美查(E. Major)。由于在中國待久了，美查對中國情形熟悉，學會了中國語言、文字。在生意不好時，美查決定改營辦報。1871年美查和他的三位友人，以每人出股銀400兩，合計1600兩作為股本，創辦了《申報》。美查根據生意場上的經驗，深知要使華文報紙得以生存和發展，在內容上就必須符合華人的要求。因此，他囑咐館內同事說：“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
《申報》創立后，美查頗信任華人，并放手讓他們去做。面對一種新創的新聞紙事業，在幾位主筆和館內人員的努力下，《申報》從形式到內容不斷改進，很快戰勝了它在上海的競爭對手《上海新報》和其它華文報，銷量從初創時的600份，到1889年美查離開時，增加到6000份。取名《申報》，源于民間喜用“申”字來代表上海。美查也知道，若把這張新辦的報紙冠上“申”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辦的報紙，故正式名謂《申江新報》，縮寫為《申報》。初辦時《申報》每兩天出一刊，從第五號起每天出版(星期日休刊)。《申報》曾用過中國毛太紙、賽連紙、機制油光紙和竹連紙印刷，都是單面印，每張8版，每版長寬各約9英寸。1909年起開始使用新聞紙兩面印刷。
“將天下可傳之事，通播于天下”
如果用現代的眼光看《申報》的創刊號，它從形式到內容都顯得稚嫩。全部八個版面稱得上新聞的只有一篇，另一篇轉載港報的內容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地址，算不上是新聞。但這并不影響《申報》創刊號的主要目的，即以“本館告白”和“本館條例”來公布主人辦報紙的宗旨、方針以及稿約和廣告經費等重要內容。其要點可概括如下：
1、 當代有許多可以作傳的事情，湮沒不彰，原因是沒有很好地加以記載。中國的古笈雖有記載，但都是前代的事情，且文辭高古，一般百姓看不懂。
2、 古笈中雖然也有稍為通俗的書籍，小說，博物志等，但是有些內容荒誕無稽，只能作為文人的清談材料，不能雅俗共享。
3、 現在的新聞紙所刊出的文章，事情簡而能祥，文字通俗，不僅士大夫欣賞，即使工、農、商賈皆能通曉。
4、 新聞紙內容，有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以及一切可驚可喜之事。
5、 有了新聞紙才能將天下可傳之事，通播于天下，使人們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
6、 條例申明：報紙零售和整批的手續及價格；歡迎投稿，不需付費；刊登告白(即廣告)的手續及付費辦法。(規定西人的廣告費比華人的加倍)
由以上可見，《申報》開宗明義，以一般百姓為讀者對象，使得一些普通的中國人開始知道讀報，也使得一大批中國人從懂得讀報的第一天起，就是《申報》的讀者。
1905年、1911年和1932年，《申報》因“世勢日進，人事日繁”，而進行了幾次大的改革，整頓和調整過時守舊的做法，擬定新的辦報宗旨和工作方針，力圖順應歷史潮流，“以肩荷社會先驅和推進時代的責任，使社會進入合理的常軌，并民族臻于興盛與繁榮”。1932年的新編輯政策公布在該報60周年時評欄上，讀后使人有耳目一新，與時俱進的感覺。
副刊“自由談”堪稱現代文學史
《申報》除刊登國內外重要新聞、通訊，發表著名人士文章、宣言之外，還增加篇幅辟出專欄和副刊，如“經濟專刊”、“教育消息”、“商業新聞”、“科學周刊”、“通俗講座”、“醫學周刊”、“電影專刊”以及“讀者顧問”、“圖畫周刊”和副刊“自由談”等。在所有的副刊、專欄中，以副刊“自由談”的影響最大，歷史也較長，以至于有人說，談中國現代文學史就不能不談《申報》的副刊“自由談”。
“自由談”在1911年8月24日創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了39年。開始的內容，刊登記敘風花雪月、奇聞軼事、詩詞歌賦的文章以及小說連載。1932年有中國報業巨擘之稱的史量才(時任《申報》總經理)，改組“自由談”，聘請留法回國的黎烈文任主編，約請魯迅和茅盾兩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雜感文刊登在“自由談”上。此舉引來許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陳望道、夏丐尊、周建人、葉圣陶、老舍、沈從文、郁達夫、巴金、張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亞子、吳稚暉也為“自由談”寫過文章。
一時間“自由談”的內容五光十色、熱鬧活潑，除雜感外，還有散文、隨筆、游記、速寫、小考證、讀書記、文藝評論、科學小品和短篇翻譯等，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每天一篇針對時局形勢、社會風尚習慣而寫的議論性雜感“花邊文學”，如瞿秋白與魯迅合作發表的《兒時》、《〈子夜〉和國貨年》等。由于執筆人多，文章尖銳活潑，有針對性，使“自由談”在當時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不僅如此，以它為平臺，“自由談”還培養出一批文學界的新人，如姚雪垠、劉白羽、周而復、林娜(司馬文森)、柯靈、黑丁、荒煤、羅洪等，他們紛紛攜筆登臺，在“自由談”上試練筆墨，磨礪作品。
日偽和國民黨致其死命
《申報》一生服務于社會，也隨著人與社會的變化、動蕩而變遷、浮沉。1909年《申報》由美查公司轉入國人之手。買辦席子佩接手后，由于經營不善，于1912年5月轉讓給張賡、史量才、應季中、趙竹君等5人，由史量才任總經理。此后二十余年，史量才作為中國最大的報業資本家，孜孜于經營《申報》。他網羅人才，改進業務，設立分館，擴大消息來源和廣告范圍，修建五層大廈，購進新式印刷機，使《申報》銷量大增，到1926年日出報14萬多份，與另一份《新聞報》一起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兩家報紙之一。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因傾向進步，主張抗日，不受國民黨的駕馭或羈縻，被藍衣社特務刺殺在滬杭公路上。之后，其子史詠賡繼承父業，迫于當時的形勢，《申報》的言論態度又趨向保守，相關的各項社會文化事業如出版《申報年鑒》、《申報叢書》、《中國分省地圖》等，以及由李公樸和艾思奇等人主持舉辦的“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和“申報婦女補習學校”等被迫中斷或改弦更張。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淪陷，《申報》因抗拒日方新聞檢查自動停刊。后又轉移到漢口、香港出報，至1938年10月又遷回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申報》由日本海軍報道部接收并改組，成為日偽控制的喉舌。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申報》作為“敵產”被國民黨接收，由國民黨“CC”組織在上海的負責人潘公展任社長兼總主筆，陳布雷的兄弟陳訓口任總經理兼總編輯。1949年5月27日，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槍炮聲漸漸息去，《申報》以“滬杭甬路全線打通 慈溪寧波均告解放本市蘇州河北亦以肅清”為標題終刊結束。至此，后人有結論作如下訴說：《申報》這個中國報業的長者未得善終，是日偽和國民黨先后綁架致其死命的。
時移世易，征途回首，許多史事真偽混雜，似真似假。不管人們的感覺是贊嘆，還是惋惜，是頌揚，還是鄙夷，那畢竟是中國人的來處，是起步之點，也是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尋跡《申報》、了解歷史，是為了借鑒；借鑒歷史是為了翻過舊頁，迎來新的一頁
變化一：財務數據日趨透明
盡管早些年《The Lawyer》雜志就致力于為《亞太地區150強（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國頂級律所報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數據，但一些律所拒絕公開他們的財務數據。
雖然各律所的盈利數據仍然被嚴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調查而言，我們仍能觀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趨勢。在被調研的50所律所中，僅有10%的律所沒有提供收入數據。但在這5家律所大多數律師的協助下，《中國頂級律所報告》已能夠粗略地估計并篩選出中國收入最多的30強律所，并通過兩項重要的指標（“律所年收入”及“律師人均年收入”）對它們的實力、市場表現及市場地位進行評估。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強律所共擁有律師18,938名，而它們的年收入總和達到了158億人民幣（16億英鎊）。相比較而言，根據北京律師協會的數據，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師事務所及23,776名律師，而北京地區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總和為98億人民幣，較2014年度的30強律所的年收入總和要少38%。
雖然如此，158億人民幣的收入仍然低于英國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國的頂級律所）”在2013/14財政年度的19億英鎊的收入。
2014年度中國30強律所的律師人均年收入為833,000元人民幣，是2013年度北京地區律師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幣的兩倍，以及該年全國律師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幣的四倍。
擁有3,113名律師以及45所辦公室的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以總計22.5億人民幣的營業額斬獲年度最高營業額內所。但這所不久就與Dentons合并的律所，律師人均年收入僅排第28位。
而擁有國內最多律師人數的盈科律師事務所，去年以9億人民幣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師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則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據悉，幾乎所有30強律所的2014年年度營業額都得到了增長，而只有一個例外。總部位于北京的國楓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急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