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中國飲料工業“十強”中的健力寶、娃哈哈、椰樹、樂百氏、露露等產品面對國外品牌的沖擊，通過發揮比較優勢、深入了解中國消費者特點與國外產品展開競爭，并逐漸取得競爭優勢。
二是中國企業熟悉中國人的文化底蘊。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中華文化已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服裝服飾強調古樸、典雅，崇尚自然、和諧，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款式、造型、風采，非但深受國人歡迎，也贏得了海外消費者的青睞，在國際服裝市場上作為一種流派呈現在世人面前。
中國的化妝品市場是相當大的，全球知名公司寶潔公司和聯合利華紛紛前來搶攤設點。上海家化針對跨國公司的挑戰，充分發揮企業對本土文化和當地市場非常了解的優勢，把中藥材治療的作用引入化妝品中，圍繞自己的名牌產品“六神丸”開發出“六神花露水”，有提神醒腦、祛痱止癢的特殊功效，產品上市后很快獲得了60％的市場占有率，隨后推出的“六神沐浴露”也非常受市場歡迎。
三是中國傳統習慣使我國相關行業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如中醫藥行業在中國和世界市場具有獨特的優勢。中國的中醫藥有幾千年的優良傳統，“有病吃中藥，保健吃中國補品”已成為很多中國人的傳統習慣。盡管西醫西藥具有診斷精確、療效快的特點，也被很多中國人接受。但是由于西醫設備和西藥價格昂貴，再加西藥主要是化學合成品，副作用大，引起許多藥物源性疾病，所以不僅在中國中醫中藥受到重視，連一向歧視中醫中藥的美國，也在大力開展以天然療法為特點的中醫藥的研究。因此，以中醫為基礎的我國中醫藥產業大有發展前景。
四是中國農村市場特點決定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中國有近十億的農民，是相當大的消費群體。國內外很多企業已經看好中國的農村市場，開拓市場的重點也著眼于啟動中國農村市場。與外國企業相比，我們自己更了解中國農村市場的特點。中國農村由于受經濟基礎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更需要價廉、耐用、操作簡便的產品。
二、中國市場的劣勢分析
一是資源產出率低、物資消耗大。我們國家的能源、鋼鐵、淡水資源消耗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我國單位國內資源總值能耗為8.9噸標準油，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石油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煤消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1倍。2000年到2007年，七年間單位國民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水資源消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9倍，而且連巴西、俄羅斯都不如，浪費很多。總體衡量，我們消耗了世界上1/3甚至1/2的主要基礎原材料，創造了6%一7%的GDP。現在在國際上，我們買什么什么漲價，我們賣什么什么跌價，大眾商品上我們沒有控制權、定價權，很大程度上制約我國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經濟安全面臨著很大威脅。
二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強度大，環境污染嚴重。大陸城市嚴重的空氣污染正導致每年有35萬至40萬人提早死亡，還有約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污染而早逝。另一方面，每年還有6萬多人因水質不佳而罹患嚴重腹瀉、胃癌、肝癌或膀胱癌而身亡。 世界銀行在已公開的報告還指出，大陸每年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于1,000億美元，大約是GDP的5.8%。整個七大水系都污染，有的問題還很嚴重。
三是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勞動生產率比較低。這是我們經濟發展中的劣勢所在。中國當前可能是世界上勞動力最廉價并且人命也最不值錢的國家，每年光是工傷死亡就達15萬左右，據中國社科院一位研究員的調查，四川外出打工者的死亡率大約為2-3%，傷殘率大約在8-9%。中國大陸勞動者年均工作時間超過2200小時，而美國為1804小時。中國勞動力年均創造財富為美國1／5。
四是產品出口市場過于倚重西方，倚重美國。比如，在美國一個小城市里面有些一美元店全是中國產品，用竹子做的圣誕火把、拖鞋、拖布、塑料盆、文具、小賀卡等。這些東西需要浪費很多資源，而價格卻很低。中國現在外匯儲備這么多，那也是千千萬萬個企業多少年水滴石穿的成果，但是也浪費了大量的中國資源。
五是消費率低，對投資依賴過大。中國老百姓本身就挺窮，又不怎么消費，我們要改變投資偏高的情況，要擴大內需，擴大我們自己的消費，這樣有助于改變我們國家整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