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科技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建設的投入，鼓勵采用產學研相結合、聯合攻關等多種方式，提高成果轉化效率。鼓勵節能降耗新技術、新設備、新產品的研發，通過市場準入管理淘汰高耗能設備和裝卸工藝。加強信息化建設，參加中國電子口岸建設，推進海運管理電子政務和海運行業電子商務發展，占領海運行業信息制高點，用信息管理行業、服務行業，引導行業健康發展。
結合海運重大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裝備制造和管理進步，以及大型海運企業、碼頭公司的發展，加快形成具有眼光的企業家、技術專家和戰略家。
加大水路交通學歷教育，著力完善技能教育培訓體系，開展多種形式的技能培訓，大力推進職業資格制度，鼓勵技術革新，培養數量充足、富有創新精神的技能型人才。
一、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迎接全球化的挑戰是全球性的課題
所謂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斷增加，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范圍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使各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逆轉的潮流。隨著國際貿易壁壘不斷削減，國際商品貿易高速增長，1980～1995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6%，服務貿易異軍突起，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3%，均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國際投資日趨活躍，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生產經營活動，其累計輸出資本已達35000億美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體;金融國際化加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交易量突飛猛進，各主要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形成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聯動的交易網絡;國際互聯網迅速擴張，國際間信息流動快速便捷，信息交流意義上的“地球村”正在形成。�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世界統一市場的不斷深化，因此，經濟全球化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這一要求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全球新技術革命浪潮加速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大調整，世界范圍內產業垂直轉移的規模迅速擴大。跨國公司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通過跨國投資活動，形成了在全球配置資源、跨國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同時，跨國性投資、生產與貿易活動的大量增加，必然要求國際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以保障這種跨國經營活動的高效運行。�
經濟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的同時，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方興未艾。隨著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均面對很多新的挑戰。�
首先，隨著技術進步的加速，產品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制造業技術損耗的風險越來越大，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將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為發展新經濟騰出空間，由此帶來傳統產業中就業機會的大量減少，如何將勞動力轉入新興產業，是發達國家政府面對的重大問題。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的跨國轉移帶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但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如何更好地滿足投資者的要求，改善投資環境，則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跨國公司為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將其生產布局日益細化，與以往在各個國家進行產業間分工不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跨國公司可以將一個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由此帶來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領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重要組裝與出口基地，產業內貿易取代產業間貿易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但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而言，面對的主要問題則是，一方面要通過引進國際商務規則來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則需要考慮如何將外來產業與本土產業結合起來，不斷將產業鏈向上游推進，使外來產業在本土生根。�
第三，經濟全球化是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 globalization)，隨著各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就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接受國際規則。與傳統的封閉經濟相比，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屬于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則可能部分地讓渡給了國際組織或國際規則，而且，全球化的規則所涵蓋的范圍越來越廣，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在行使其經濟主權時，如制定產業政策等，就越來越受到國際規則的制約。因此，以往一些后起國家通過產業政策的強力干預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在全球化環境下，難度越來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難以繼續使用，如何采取既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又合乎國際規則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金融開放導致資本跨國流動的數量與速度大大增加，由此帶來經濟風險的增大。各國政府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分工深化的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探討如何將開放的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
面對上述種種新情況、新挑戰，如何適應新形勢，調整政府職能，從而在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不僅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面臨的課題，也是發達國家政府面臨的課題。因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課題。�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調整政府職能的國際經驗�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職能調整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充分反映市場的要求，通過提高政府管理與服務的效率，使本國市場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在不違背國際規則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強本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具體而言，可以將經濟全球化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影響歸納為以下9個主要方面：�
第一，政府支持本國經濟的方式發生變化。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實行產業政策的追趕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模仿的榜樣。但是，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規則對各國實行產業政策提出了種種限制，例如，一些直接扶持國內戰略產業的做法，被WTO的規則視為被禁止的補貼;對國內戰略產業的保護力度，也由于貿易壁壘的不斷削減而難以達到應有的作用。同時，冷戰后國際經濟環境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不再像戰后扶持日、韓那樣容忍其他發展中國家采用產業政策的手段支持出口。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基本策略，從以往的產業政策轉變為開放競爭的策略。例如，面對金融領域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一方面，發達國家對內實行了自由化，放松管制，美國一改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行的金融分業經營制度，允許金融控股公司進行混業經營，以增強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對外則創造更為優良的投資環境，吸引外國金融機構的投資。為了防范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金融監管機構加強了統一監管，美國從分業監管過渡到了“傘形”監管體制，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則紛紛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同時，各國金融監管當局也更加注重國際間的合作，共同攜手防范金融危機。�
第二，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發生變化。以往，政府是一國經濟制度與政策的唯一制定者，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從以往唯一的規則制定者變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買粉絲-player)，行業組織等準政府機構、市場主體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如《巴塞爾協定》是國際清算銀行制定的，但已經成為很多國家商業銀行的標準;國際會計準則(GAAP)是由會計師行業協會制定的，現在也被不少國家接受為行業標準;律師執業標準及資格認證也類似。另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很多技術標準的制定者。�
在一些情況下，政府的作用只是為企業或行業組織的規則提供背書，使之成為國家標準。�
第三，政策針對的范圍發生變化。以往，一國的經濟政策大多是針對國內市場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市場范圍由一個國家擴展到區域甚至世界，政策范圍也相應擴大。例如，很多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反不正當競爭政策等)，隨著歐盟統一市場的建立，歐盟制定了競爭政策，要求各國按照歐盟的競爭政策修訂本國的競爭政策，在界定壟斷行為時，不再以某個企業在一國市場的份額為標準，而是擴大到整個歐盟市場。美國也類似，對壟斷的界定從國內市場擴展到全球市場，波音-麥道的合并也得以通過政府的審查。這是各國放松反壟斷限制以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一個反映。
第四，政府的一部分權力向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讓渡。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深，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經濟主權向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讓渡。例如，歐元的發行，標志著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放棄了貨幣發行權，將這一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經濟主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不僅如此，歐洲央行還取代各成員國央行行使貨幣政策的制定權。國際組織的規則也日益成為各國法律與政策的依據。例如，WTO要求其成員國按照WTO規則修訂其本國貿易法律與規定，表面上仍然由國家來制定法律，但實質上這些法律的制定權已經部分或全部地讓渡給了國際組織。�
第六，地方分權化改革趨勢加強。地方分權化改革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其原因在于：首先，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需要調動各級政府的積極性來提高本國的競爭力，向地方政府分權有利于調動其積極性;其次，國家層面的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規則的制約，而地方政府的政策受到的制約較少。
第八，日益重視開放帶來的經濟安全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當它為各國帶來巨大的發展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日益增加的風險。1997年以來，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墨西哥貨幣危機、阿根廷貨幣危機等較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接踵而至，充分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所伴隨的金融風險。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越來越認識到這種開放的風險，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為了防范金融風險，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棄了固定匯率制，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另一方面，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特別是對國際“熱錢”的大規模流動加強了監管，并就這方面的區域或國際合作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除了金融風險以外，開放還會帶來其他方面的風險。例如，開放市場帶來的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可能導致國內競爭力較弱的企業的破產，因此，對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不少企業倒閉，使韓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弊端暴露無遺，迫使韓國政府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加大力度。
第九，政策執行：國際合作越來越重要。經濟全球化還使國際間的合作日益重要，區域組織與國際組織的大量涌現，國際組織功能越來越強大、職能越來越復雜，這些趨勢本身即揭示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由于金融危機的國際間傳染最具典型性，因此，各國政府防范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發展也最為引人注目，不同國家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合作。例如，歐盟國家由母國監管其在海外的金融機構，東道國并不監管，但是，投資母國的監管機構和東道國監管當局之間保持著越來越多的信息溝通。�
三、中國政府職能轉變的任務尤為艱巨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政府實行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并將其作為長期的戰略性選擇。由于對外開放戰略的實行，過去20年間，中國迅速從一個基本封閉的經濟體成為一個較為開放的經濟體。對外貿易額在20年間增長了約14倍，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從第32位上升到第7位，貿易依存度從開放之初不到10%上升至46%。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領域越來越多，外商投資金額持續增長，累計外商直接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