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導致這種急劇衰落的內在原因：即中國高度集權的封建社

會與航海業的充分發展是存在沖突的，明清封建專制統治的腐朽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落后

是其根本因素。恩格斯在論述“遠洋航海”時曾說過，它“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

中進行的，然而它畢竟在根本上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航海事業是一種毫無疑問的資

產階級企業，這種企業的反封建特點也在一切現代艦隊上打上了烙印”。15世紀，世界已 經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在中國這個老牌的封建國家出現，但封建

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所以當封建統治階級感覺到資本主義這種異己力量的潛

在力量的威脅時，毫無疑問地要對航海及其他工商業活動予以禁止。這是由于明朝晚期

封建主義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頑固與沒落，再加上西方因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需要，不斷從海 上擴張而造成的破壞，使中國航海業處于內外交困的致命境地，中國封建王朝終于走向落 后挨打的可悲局面。封建的生產關系已成為限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雖然它尚未失去所 有血色時還可以用高壓手段壓制生產力的發展，但它的末日已不遠。 399中國海洋文化論文選編 與官方從海洋退縮的情況相反，明代中葉之后，社會經濟向商品經濟傾斜發展，東南 沿海地區私人海上貿易在“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的利益驅動下，日益活躍，并由此帶來 了明代海洋觀在民間與地方官府的深刻變化。東南沿海地區以海為田，販海興利觀念的

形成，雖然主要還集中在民間的層次，但已對固有的重農抑商、重陸輕海的傳統意識產生 局部的沖擊。

歷史證明，中華古文明中包含著向海洋發展的傳統。在以傳統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大

陸王朝體系形成之后，不僅沿海地區仍然繼承了海洋發展的地方特色，形成了民間社會以

海為田、經商異域的觀念模式，而且明清以前的中央統治階級對海上航運、貿易的發展也 采取寬容和扶持的態度。在當時封建主義的體系下，中國古代海洋觀還是具有很大的開 放性與商業性的。海洋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由所處時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所 以不能超越所處時代把中國古代傳統海洋觀盲目地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基礎上的所產生 的海洋觀比較優劣。

15世紀前，人類對海洋的認識雖然在不斷進步，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終歸是有局

限性的，仍然處于粗淺與局部的狀態，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限制。在這一歷

史過程中，人類社會的主流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較緩慢，商

品的生產特別是交換的范圍都很有限，使得海洋上的交往需求也有限，大規模的遠洋航海

以至開辟全球性的航路都缺乏社會經濟的原動力，因而人類的海洋實踐也十分有限，對海

洋的認識都只是粗淺的，到達的海域也都只是局部的。人們對于海洋的全貌缺乏了解，并

不知道世界上的海洋究竟有多大，也不知道海洋與陸地究竟是怎樣分布和存在什么關系。

當人類社會從古代發展到中世紀時，封建社會的母胎內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了資本主

義的生產關系。西歐封建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的產生創造了前提。商品貨幣

經濟日益瓦解著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條件，促進了資本 主義的萌發。正如恩格斯在《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一文中指出的：“葡

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懟平饞”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

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尋

求黃金以積累資本就成了發展世界性大航海的一個主觀條件。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

是發展世界性大航海的又一個主觀條件。西歐資本主義生產的萌發要求擴大海外市場，

需要加強與東方的貿易。西歐各國貴族、商人和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急切需要發展對東 方的直接貿易，迫切要求開辟一條從西歐直達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以“地理大發現”為

標志的世界大航海時代終于到來了。 歐洲的航海者適應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催喚，從15世紀到18世紀掀起了海上遠航

探險的熱潮，開展了一系列的開辟新航路活動，形成了一個引起世界歷史進程巨變的大航

海時代。對于這一系列的遠洋航海活動，西方的歷史學界稱之為“地理大發現”。世界大

航海時代的到來，一系列進行“地理大發現”的航海活動，結果是發現了新大陸，開辟了新

航路，進行了環球航行，擴大了世界市場，增加了商品流通的范圍，促進了商業的革命性變

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發展，開始了近代的殖民掠奪，推動了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

個資本主義時代很快就隨之來到。馬克思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述，他指出：“美洲的發現， ．400． 第二篇專題篇

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

殖民地、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

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人類在驚異地感受到世界性大

航海活動對社會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深深感到對海洋的認識已經從局部走向

全局。人類海洋觀念主流的這一次新發展，使人們認識到海洋不僅關系到沿海人們的一

般生活需要，而且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前進與停滯——海洋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這是 人類海洋觀念的第一次本質性的飛躍。

近代以來，雖然人類海洋觀念出現了第一次本質性的飛躍，但是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

與實踐還主要限于海洋的表面，對于海洋的利用還主要限于點與線，著重于海洋上的交通

運輸，而和對海洋進行總體探索、開發利用和征服還差距很大，所以這種新的海洋觀念仍

然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海洋的認識逐步深化，海洋呈現在

人們眼前的形象不僅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而且越發顯示出其所蘊含的豐富資源與作

為廣闊活動場所的重要性，這在客觀上為人類進一步走向海洋創造了條件；當人們感到陸

地資源與活動場所日趨不足之時，又產生了尋找新的資源與活動場所的主觀愿望。客觀 條件與主觀愿望的結合，促使了人類海洋觀念的又一次飛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有了飛速發展，開發利用海洋的技術也日漸提高，人

們認識到海洋里有著比陸地豐富得多的各種資源，同時又擁有遠比陸地廣闊得多的活動

場所。以陸地為主要活動場所和主要資源源地的人類，為陸上人口的日益擁擠與陸地資

源的日趨枯竭和全球環境的日趨惡化而發愁，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活動場所與新的資源源

地，來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新空間。海洋正好適應了當代人類這一新的需求。 人們認識到海洋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空間，這是人類海洋觀念的又一次本質性

飛躍。因為，人們認識到海洋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已經從海洋能夠影響社會進滯，發展為

能夠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也就是說人們意識到今天的海洋問題已經是關系到人類本身

生死存亡的大事，這種認識的發展是本質性的發展。再從認識論的規律來看，人類的海洋

觀念新發展體現了對海洋由點線到面以及到總體的認識深化規律，體現了對事物由表及 里、由淺人深及到總體的認識深化規律，符合由量變到質變的根本規律。

爭。這種海洋權益的斗爭激烈表現在從1973－－1982年召開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上，會議最終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領海、海洋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等等作了一 系列新的規定，把大片海洋圈人了沿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范圍以內，沿海國家從此可以獲

得大片海洋作為本國的生存與發展的新空間。

人類是陸棲動物，所以，人類的主要活動只能在陸上——自古以來，人類的文化成就也主要體現在陸上。不管人們怎樣鼓吹海洋文化對人類的價值，我們都必須清醒地認識

到：陸地才是人類主要文明的載體，海洋永遠處在次要地位。在古代，海洋對于人類的主

要價值體現在交通上。由于地球是一個海水占表面積7／10的星體，所以，只要有一個人 401．中國海洋文化論文選編

海口，人類便能航行到世界大多數地區，從而通過商業獲得巨額利潤。而這一利潤的獲

得，對中古以來的人類社會又有極大的價值。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可片面夸大海洋對人類

的意義。事實上，我們若分析世界各大海洋文化系列的浮沉，便不難發現，這一切主要取 決于人類陸地文化的發展高度，而不是純粹取決于海洋。

在人類早期歷史進程中，無論是最終棲息陸地的民族，還是走向海洋的民族，他們最

初以漁業為目的的航海活動都是作為農業的補充而存在的。可以說，早期的海洋文明實 際上都結胎、孕育于農業文明之中。在中國封建時代，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即農耕 文明的精耕細作，是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不衰的真正內在原因，歷史也就如此證明了在農 耕文明中國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從波利尼亞人所掌握的航海工

具而言，他們的海洋文化也許是最偉大的，但他們的海洋文化并沒有使他們躍人人類古文

明發達的民族之列；這是因為：他們所居的小島使他們無法發展有價值的農業與工業，經 濟水平停滯在漁獵采集階段。而古代地中海的海洋文化之所以能超越獨木舟階段，是因 為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的古典文明有發達的手工業，可以造出較大型的船只。至于中國的 海洋文化之所以能領先世界七八百年，也是因為中世紀的中國科技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國 家；而中國古代工匠文明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將中國海洋文化推上更高的層次。再如西 方的海洋文化之所以成為近代以來人類海洋文明的制高點，也是因為它有發達的工業文 明作為基礎。所以從本質來說，是陸地文化決定了海洋文化的層次，而不是相反。 明清以來西方海洋文化對中國海洋文化的勝利，也是建立在它雄厚的科技水平與工 業基礎上的，并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中國明清政府忽略了海洋，所以造成中國海洋文化

的退步。在社會形態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形態是一個從原始社會，經奴隸

社會、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螺旋上升的

過程。較高的社會形態總是更加有利于社會的全面發展，近代的西歐已經進入資本主義

社會，更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明清政府重視海洋，也是無法與西 方競爭的一——當然，這不是說海禁政策對中國海洋文化成長的影響不重要，這里僅是重

復唯物主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生產力是決定一切的。 著名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在其《歷史上農耕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一文中有過這

樣的論述：“15世紀、16世紀，在亞歐大陸農耕世界的西端，農業以其古老的養活人口的

功能，依然構成社會生產的基礎。但在當時和稍后，為近代工業世界作前奏的重商主義，

對這個社會生產的基礎，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未加重視，把農業冷擱在一旁。

重商主義者以為代表新的時代前景的，是商業和工業，而農業則似乎已經和時代的緩急無

關。處于歷史的轉折時期，為新時代作鼓吹的思想，往往只看到新時代和舊時代訣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