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高額順差使經常賬戶體現為順差，同時造就了我國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而我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1994年匯率并軌導致的人民幣貶值則事實上刺激了出口的高速增長，使我國國際貿易持續保持順差。
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則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兩項目中，這主要得益于外資引進的迅速增加。一直以來，我國都保持著對外資的強大吸引力，1994年至 1995年的高利率及1996年開始實行的優惠外資政策都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增長率長期為全球之冠，這才是對外資最實際最有力的吸引。
(二)、探求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嘗試
對一個國家來說，如果外匯儲備不足，形成外匯短缺，導致國際清償力不足，引起國際支付危機和本幣信用危機，進而將導致債務危機及貨幣危機的爆發；而如果外匯儲備過多，雖然可以提高國際清償力，增強干涉外匯市場，維持本幣匯率穩定的能力，提升在國際借貸和支撐本幣幣值穩定方面的信用保證，但同時也會推動國內通貨膨脹，積累本幣升值壓力，增加持有外匯資產的成本，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面對目前我國持續迅速增長的高額外匯儲備，找到一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顯得尤為重要。所謂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即是外匯儲備的規模既能滿足國家外匯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而又不對經濟的健康平穩運行造成大的影響。
面對目前我國持續迅速增長的高額外匯儲備，有許多學者依據傳統理論計算得出我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已經過量。黃有光(2004)通過計算外匯儲備與GDP占比這一指標得出，中國超過30％，日本為12%，認為中國現在完全不是外匯不足，而是持有太多低息美元債券．并蒙受美元貶值的損失。余林、梁志堅(2004)綜合考慮年進口額、外債規模和外商直接投資利潤匯出等因素，計算得出2003年時我國外匯儲備已經明顯過多。高豐、于永達(2003)利用阿格沃爾模型分析得出，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實際規模要大于根據模型計算出來的適度規模，而且差值不斷增大。
不過鑒于這些傳統方法，總是偏重于考慮經濟中的一個或幾個因素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影響，具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因此由其得出的結論并不全面。我國外匯儲備究竟是否過多，還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進行分析。
由于現階段國際交往的深入發展，影響和決定一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因素日趨復雜，很難簡單地通過某一模型，得出一個比較準確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下面結合各種因素對我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進行分析。
第一、我國實行結售匯制度，因此國家外匯儲備代表著全社會的國際購買力，并不僅僅是官方儲備的含義。因此我國的外匯儲備保持在較高的水平是合理的。
第二、進出口貿易。我國的出口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較高，很容易受到國際物價水平及匯率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外匯收入可能會有較大波動。而我國目前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在技術、能源、原材料等方面都需要很大的進口規模。因此，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是很必要的。表2中的數據很能說明這一點，1994--1996年經常賬戶順差都低于100億美元，而繼．1997--2003年的較高順差后，2004年上半年順差卻只有74．65億美元。
第三、外資流人并不穩定。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資的大量流入，但外資流人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表2顯示，在我國實行極優惠的外資政策的同時，外資流人也會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而有很大的波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1998年出現逆差63．21億美元，其后的1999年和2000年順差水平也很低。當今世界，風云變動，國際貨幣體系更是蘊涵著很大的內在不穩定性，國際環境不會永遠風平浪靜，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有利于防范這方面的風險。
第四、外債余額。我國外債余額歷年來都處于很高的水平，由此產生的還本付息壓力，要求我國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表3為1994-- 2003年我國外債情況表。
第五、我國人民幣還不是完全
可兌換的貨幣。人民幣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完全自由兌換是人民幣的當然目標。而即使在現在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仍有巨額的國際游資熱炒人民幣升值，因此實現自由兌換后，為抑制針對人民幣的投機活動，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增強市場對人民幣幣值的信心，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必須有充足的外匯儲備。
第六、我國實行事實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保持匯率的穩定，防范外匯市場上的大規模投機，需要我國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
第七，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缺乏靈敏的調節政策傳導機制，無法提供較高的誘導性儲備，因此我國國際收支的調節對國家外匯儲備的依賴程度較高。落后的金融市場客觀上要求我國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
第八、著名華裔經濟家錢穎一教授和IMF高級經濟學家黃海洲教授 (2002)研究認為，在未來若干年內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幾乎為1001事實表明，此觀點似乎過于悲觀但確有可信的成分。大量的外匯儲備可以防止中國陷入金融危機，不用擔心經濟危機的出現。
第九、外匯儲備過多對經濟的最顯著不利影響是推動通貨膨脹。但從表4可以看出1994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基本處于溫和水平，并且一度出現過通貨緊縮，即使在外匯儲備規模達4032．51億美元的2003年，當年通漲率也只有1．2％。2004年雖然CPI一度高位運行，6--9月份與去年同比增長超過5％，但隨著中央確定的各項宏觀調控措施進一步落實，以及今年的糧食豐收，經濟生活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逐步減弱或者得到抑制。物價總水平趨于穩定，CPI出現回落，11月份的同比增長就已經下落到了2．8％。因此，高額外匯儲備產生的通貨膨脹壓力基本處于控制之下，未對經濟的健康平穩運行造成大的影響。
綜合上述因素，而且在外匯儲備規模較高且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一直在健康平穩運行，并保持著全球最高的增長速度，因此總體看來，我國目前高企的外匯儲備還是處于適度規模的范圍內的。但問題在于1994年實行外匯管理
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實行嚴格的結售匯制度，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和增長速度基本上是被動式形成的，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我國外匯儲備很可能會增長到超出適度規模，造成更大的長期的通貨膨脹壓力，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三)減緩我國外匯儲備被動式高速增長的建議
雖然我國目前高企的外匯儲備規模仍在適度規模之內，但由于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是被動式的，長此以往難免會增長到一個不合理的程度。因此必須未雨綢繆，采取一定措施改變這一局面。
第一、結售匯體制需要適當放寬。歷史證明，1994年以來實施的結售匯體制，使得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增加了我國國際清償力，提高了國際支付的能力，提升了我國在國際借貸和支撐本幣幣值穩定方面的信用保證，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結售匯體制也客觀上造成了我國外匯儲備的被動式高速增長，適當放寬結售匯體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放緩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而且在新形式下，嚴格的結售匯制度體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弊端。首先，結售匯制度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包含一部分民間外匯儲備，同樣占用著基礎貨幣，增加了外匯儲備規模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其次結售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我國外匯市場上的供求，積累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最后，我國將走向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為尋找更有效的匯率形成機制，也需要適當放寬結售匯體制。
第二、加強對戰略性物資的采購。外匯增長太快就花掉一些，增加采購我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海外的能源，鐵礦石、有色金屬等資源，加強我國戰略性物資的儲備，這無疑也是控制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的一條有效途徑。
第三、完善我國金融市場，提高公開市場的容量，提高央行對沖性公開市場操作的效力，沖銷外匯儲備增長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對此，李揚(2003)認為為了收回因購買外匯而增加發放的基礎貨幣，我們的貨幣當局必須賣出些什么。但我們現在沒什么東西可賣，貨幣當局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供使用，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他提出要發展我國的債券市場，提高國債市場規模，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三、從幣種結構看中國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管理的另一個方面是外匯儲備的幣種管理。70年代以前，外匯儲備只有美元，但70年代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多元化的儲備貨幣幣種，波動較大的浮動匯率制度，各國不同的利率，通貨膨脹率，以及迅速發展的國際金融市場，都加強了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管理的重要性。
一般來說，外匯儲備管理應遵循的原則是：1、根據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走勢，合理搭配幣種，在各種儲備貨幣的匯率變化中保持外匯儲備的幣值穩定；2、適當地搭配幣種和投資方式，以求達到風險和收益的合理組合，保持外匯儲備的贏利性；3、為方便國際經貿往來，進口商品、勞務或其他支付的結構分布需要，應該是幣種結構選擇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應該說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管理較好的遵守了上述原則， 2002年我國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曾有5％左右(李楊2003)。但2002年以來，美元的持續貶值向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提出了挑戰，香港《明報》2004-年11月29日報道，在我國現有的S000多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國債券)大約至少占3000多億(60％以上)。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估計，美元至少要貶值20％，最多可能貶值 40％。這意味著中國會損失600億到 1200億美元的外匯購買力。雖然實際情況可能沒有那么壞，但毫無疑問，我國外匯儲備正因為美元的貶值而面臨巨大的經濟損失。不過我們欣喜地看到，我國外匯管理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余永定(2004)中國外匯儲備2003年底為4033億美元，其中持有的美國國債為1580．89億美元，占外匯儲備的39．22。截至 2004年9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創下了 5145億美元的新高，而1744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占比為33．9％，較2003年底下降了5．3個百分點。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減緩了購進美元資產的速度，降低了美元資產的比例，定程度上減少了可能的外匯損失。
第一，實際有效匯率的進一步上升會削弱出口。考察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主要是看實際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衡量實際匯率變化主要是看匯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變化的相對速度，當匯率貶值速度超過通貨膨脹速度則實際匯率下降，反之，則實際匯率上升。從1993年到2003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先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逐漸趨于平穩，所以我國的實際有效匯率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在一定范圍內小幅波動。自1990年到2003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雖然貶值近40個基點，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卻升值3.59%，使中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然而，因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所帶來的貿易下降效應被影響更大的國外收入增長效應給抵消掉了，所以，我國幾個主要貿易伙伴容易將本國的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聯系起來。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的條件下，如果對人民幣進行升值操作，則會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而實際有效匯率又是決定一國多邊貿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我國現有的貿易順差。
第二，影響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大批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進入我國，而他們生產的產品除在中國國內銷售外，很大一部分份額都用來出口。2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在中國總出口額中的比重保持了較快增長，2001年已超過總出口額的50%。人民幣匯率的升高意味著外商對華投資成本的增加，受此影響，國外資金可能會轉向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影響對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