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程度又與地理距離、運輸方式及其能力相關。一般說來，地處經濟重心地理或交運干線上的口岸功能最強，腹地系統經濟實力越強，口岸城鎮的發展潛力越大；腹地系統的中心城市越發達，其作用范圍越大，對口岸城鎮的帶動能力也越強；口岸城鎮距腹地系統中心城市的距離越近，越容易接收到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目前，中國沿邊地區邊境口岸在其腹地系統已形成一批具有相當經濟實力且距離較近的中心城市。例如，哈爾濱、長春、沈陽、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昆明、南寧等。這些腹地中心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工業城市，有力地支持和帶動了邊境口岸的建設和發展。
從宏觀上看，對邊境口岸產生影響的腹地系統應由國內外兩大腹地區域系統構成。與中國邊境口岸相對應的境外口岸與境外腹地系統的構成，在理論應與我國腹地系統相對應，依層次包括鄰國邊境口岸城鎮所在地區級區域構成的核心腹地；由口岸城鎮所在省（州、邊區）構成的近域腹地；由大經濟區或大區（如俄羅斯遠東經濟區）以及全國范圍構成的遠域腹地系統等。
3 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邊境口岸的設立，帶動了中國沿邊地區經濟和社會的超前發展，然而這種口岸超常規的發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特殊的政策環境，采取特定的貿易形式與方式等有利的國際地緣經濟環境下實現的。以中俄邊境口岸的吞吐能力為例，黑龍江省邊境口岸從1988年到1993年進出口總額增長了90倍，1993年達到21億美元，該指標使占該省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由1987年的2.4％增加到69％， 也使占中國對（蘇）俄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87年的0.8％增加到27％，居中國各省邊貿之首[7]。產生這種形勢的特殊歷史環境條件是80年代中蘇剛剛恢復邊境貿易，口岸體系初步完善，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的獨立，因其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消費品嚴重短缺，鋼材、木材、水泥、化肥、機械設備等生產資料相對過剩。中俄雙方都存在外匯短缺、兩國都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邊境地方貿易發展，以特定的易貨方式進行商品交換，中國以其商品優勢即以日用工業品、農副產品換取俄方生產資料，形成了高額差價而獲得令人滿意的比較利益。然而時過境遷，中俄邊境貿易獲得的高額差價的特定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俄方可供易貨的長線商品貨源急劇減少，加之其它條件與因素的變化使中俄邊境貿易1994年出現急劇滑坡，邊境口岸的發展受到限制[8]。這種狀況迫使我們思考制約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發展完善的復雜區域經濟因素，既有境內區域經濟因素又有境外因素，同時還存在著中外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3.1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外因素
（1）邊境貿易風險性的存在使邊境口岸的發展受限。獨聯體國家國內政局動蕩、經濟狀況惡化使中國與獨聯體國家的邊境貿易存在著風險，這種風險主要集中表現在對改革措施、方法上的分歧。尤其是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風險，某些限制邊境貿易的政策或通貨膨脹，有可能將邊境貿易的利潤減少到所剩無幾，從而限制口岸的完善與發展。
（2）周邊的政治經濟環境對沿邊口岸的發展直接影響也很大。 如東北地區的沿邊口岸的發展受俄羅斯、朝鮮、蒙古國的影響。俄羅斯的政治形勢不夠穩定，而遠東又是俄經濟的后進地區，原有的邊境管理體制變化緩慢，因而，在邊境口岸的建設方面缺乏規范化。朝鮮的羅津——先鋒地區早已開辟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為對外開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朝鮮半島的形勢仍不明朗，影響了口岸經濟的發展。蒙古國東北地區基本未開發，因而口岸的經貿活動還很有限[9]。
3.2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內因素
盲目開放新口岸，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受國內對外開放大環境的影響在邊境地區形成了沿邊開放熱潮，許多新口岸應運而生，各種商品競相出口或進口，從而使沿邊口岸數量猛增，僅東北地區就達到40多個口岸，分散了建設資金，且各口岸相互爭腹地爭貨源，嚴重影響了口岸的整體效益。此外，口岸發展中的短期行為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條件。
3.3 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雙邊貿易政策的調整和提高關稅稅率等嚴重制約了口岸的發展，琿春口岸禁止進口整車與鋼鐵和禁止出口糧食等限制了口岸規模的擴大。另外一些毗鄰國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生產要素稟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邊界線兩側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從而影響了口岸的規模和職能（見表2）。
表2 東北邊境毗鄰地區資源要素及產品優勢互補簡表 輸出方 中國東北 朝鮮 俄羅斯遠東 蒙古
吸納方
中國東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鮮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羅斯遠東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