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艮山門的錢塘江海塘。遠在吳越以前，人們即已開始修筑錢塘江海塘。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引《錢塘記》里的記載說：錢塘縣(今杭州)東一里許有防海大塘，名叫錢塘。這是歷史上最早有關錢塘江海塘的記載。后來，唐朝又在錢塘江南岸，修筑了從蕭山到紹興以東的海塘。由于早期海塘是用夯土版筑的方法筑成的，因此經不起強大海潮的長期沖刷。錢的時候，采用了新的筑塘法，即在水中樹起木樁和鐵柱，再將裝滿石塊的竹籠投下，以截住岸邊的泥沙。這種“石囤（dùn，用竹篾編成的器具）木柜”筑成的海塘，比夯土版筑的海塘要堅固得多，能經得住海潮較長時期的沖擊。
南方經濟的發展逐漸超過北方
秦嶺淮河這道天然界線，大致把我國領土分成南北兩半。歷史上，南方的經濟發展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遠遠落后于北方，但后來隨著北方人口不斷的南遷，南方經濟不但趕上而且還大大超過了北方。這種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大體上經過三個階段才最后得以完成。第一個階段，是從遠古到西晉。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北方經濟的發展遠遠超過南方，政治和經濟的重心相一致，都在北方。直至三國時期，雖然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孫吳地區的農業得到開發，巴蜀地區也由于沒有大的戰爭而維持繁榮的局面，但曹魏地區經濟的發展仍然超過了吳和蜀，這是日后西晉統一全國的基礎。第二階段，從西晉末年至隋唐五代。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經濟發展從南北基本上趨于平衡到南方開始超過北方。西晉末年和十六國時期，北方長期戰亂，人口大量南移，南方得到進一步開發，特別是江淮、太湖地區荒地大量被開墾，成為我國新的財富之區。隋唐統一，南北經濟得到盛大發展，封建經濟地盤至少擴大了一倍。但到“安史之亂”前，北方經濟總的說仍占一定優勢。從五代起，南方經濟才開始逐漸超過北方。第三階段，從北宋到南宋。這是經濟重心南移的最后一個階段，經濟重心已不可逆轉地移到了南方，并不斷鞏固和發展。南宋時期，因為南方經濟發展已超過北方，因此宋王朝的財賦仰給主要靠南方支撐，把南方作為立國之本。此后，歷經元、明、清三代，經濟上南重于北的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南方經濟更加繁榮。
宋代從越南引進優良的品種占城稻
占城稻又稱早禾或占禾，屬于早秈稻，原產于越南中南部，北宋初年開始傳入我國福建地區。根據我國古書記載，占城稻有很多特點：一是“耐旱”；二是適應性強，“不擇地而生”；三是生長期短，自種至收僅五十余日。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兩浙大旱，水田不登，宋真宗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種三萬斛（hú），分給以上地區播種，獲得成功。不久，今河南、河北一帶也種上占城稻。南宋時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為早秈稻的主要品種，也成為廣大農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糧食。
“蘇湖熟，天下足”
此諺語自南宋開始流傳，出處見高斯得《恥堂存稿·寧國府勸農文》等書。蘇指蘇州，今江蘇吳縣一帶，太湖以東。湖指湖州，今浙江吳興一帶，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百流眾瀆（dú，水道），曲折縈繞”，稱“水鄉澤國”。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時期(1127—1189)，興修太湖地區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開河口導湖水入江海。孝宗時，于太湖出口處，設置閘門調節水量。濱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風濤。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嚴重水災，使低田與高田盡得灌溉。加上此地農業生產技術先進，農民深耕細作，“耕無廢圩(墟)，刈(收割)無遺壟”，使用最新農具“連枷”脫粒，遂使蘇湖一帶成為南宋農業高產區，農作物一年兩熟，上田畝產達五六石，故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稱。
水稻在宋朝躍居糧食產量首位
北宋時期，水稻的種植已擴展到黃河流域。宋太宗時，雄州知州何承矩等提議在同遼交界的河北路屯田種稻，獲準。何承矩被任命為河北沿邊屯田使，率從各州調集來的軍士一萬八千多人，在雄州、莫州、霸州等地興造水田，引淀水灌溉，試種水稻。由于北方霜凍期早，初年試種未能成功，遭到反對者的非議，幾乎廢止。以后，改用江東“七月熟”早稻品種，八月間成熟，終于獲得豐收。何承矩把稻穗運到東京，朝廷里的反對派在事實面前改變了態度。從此，水稻在黃河流域不斷得到推廣。在我國南方，則出現了大量圩田。北宋中期，太湖流域及長江沿岸的許多地方，都有規模相當大的圩田。據沈括《萬春圩記》說，從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池州)，就有千區以上的圩田，其中最大的萬春圩有田12�7萬畝，圩中有大道長22里，整個圩像一座大城。在水田和圩田擴大的同時，水稻的耕作技術也不斷提高。江南出現名為“靠田”的田間管理法。當秧苗長得壯茂時，即鋤草中耕并把水放干，讓陽光曝曬，促使稻根深扎，然后再放水入田。經過“靠田”的稻苗，即使遇到干旱，也可以保證成熟，上田畝產可達五六石。宋高宗時，明州(治今浙江寧波)畝產稻谷六七石，創宋朝畝產的最高紀錄。水稻逐漸躍居糧食產量首位，成為宋朝最重要的糧食作物。
棉花的種植，由兩廣、福建擴展到長江流域
我們現在所說的棉花專指草棉，但古書上稱的棉花既包括草棉，也包括木棉。古代傳入我國的棉花有兩種，一種是原產于非洲的草棉，一種是原產于印度的木棉。非洲草棉是經中亞傳入我國的，時間是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后。當時人們稱之為“白疊”。非洲草棉產量低、纖維品質也差，但生長期短，成熟早，適合新疆地區的氣候特點，所以很早就在新疆得到推廣。但總的說，它的種植面不廣，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僅限于新疆。直到南宋末年，非洲草棉才得到了在關陜渭水一帶迅速傳播的機會。印度木棉是經東南亞傳入我國的，時間要晚一些。當時人們稱之為花或“吉貝”。印度木棉植株高大，高六七尺，有似江南的小桑樹，結桃多，產量高。閩中一帶，“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謝枋得《劉惠父惠木棉詩》)。南宋末年，印度木棉迅速向長江流域推廣，成為農業中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課本講的棉花的種植，重點講的是印度木棉的種植。
茶樹的栽培也有很大的發展
北宋時期，南方許多地區已經普遍種植茶樹，并且出現了一批與糧食生產脫離、專門以種茶為業的園戶。北宋政府實行茶葉專買專賣，每年收納茶葉能達一千五百萬斤左右。南宋時，茶樹的栽種面積繼續擴大，僅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兩個路，年產茶葉即已達2 100萬斤，大大超過北宋全國一年的產量。宋代南北氣溫普遍變冷
歷史上我國氣候的演變大致呈現冷暖交替的狀態，總的趨勢是由暖變寒，即溫暖期時間趨短，程度趨弱，而寒冷期時間趨長，程度趨強。7世紀中期，氣溫高于今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0世紀后半葉。11世紀初氣候轉冷，12世紀初更趨寒冷，氣溫比今天要低，13世紀初開始回暖，但氣溫仍然低于今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3世紀的后半葉。也就是說，唐、五代時處于溫暖期，而兩宋則基本上處于寒冷期。
唐宋時期，北方湖泊減少，南方湖泊增多
古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湖泊眾多，星羅棋布，后因氣候的變化、農業的發展以及黃河泥沙的淤塞，湖泊大量減少。如今山西境內的湖泊，北朝有16個，唐代有7個，宋代僅剩3個。今河北境內，北朝時有湖、淵、澤、池不下十余處，唐代也仍有不少，宋金之后這些湖泊池淀則多數湮滅。今河南境內，宋以前尚存不少湖澤、陂塘，黃河兩岸周圍數量尤多。由于黃河的不斷決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積，這些湖澤陂塘逐漸被淤沒。特別是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南徙奪淮以后，原有的湖澤和歷代所修的陂塘大多被堙埋。
長江中下游地區水資源一直比較豐富，這個時期不僅原有湖泊的面積有所擴大，而且還因黃河南徙奪淮，在淮河的支流兩側形成了一些新的湖泊，如淮河與運河交匯處以西的洪澤湖，運河西側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均在今江蘇北部)，淮河中游的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高塘湖、女山湖、花園湖、沱湖、香澗湖(均在今安徽境內)等。
中原地區的森林因長期砍伐，遭到嚴重破壞
中原地區原先覆蓋著大片森林。后來，隨著農業的發展，土地的墾殖，平原地區的森林植被開始遭到破壞。秦漢時期，大規模修建咸陽、長安和洛陽，營建各種宮室，在關中西部隴右地區的隴山、六盤山一帶、關中南部的秦嶺山脈、關中東部的太原、河東、狄道諸郡大肆砍伐森林，加上在北方邊郡大修長城，移民屯戍，使天然森林資源不斷下降。一些開發較早、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森林覆蓋率更是急劇減少。如山東鄒魯之地已無“林澤之饒”。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營建宮室和貴族邸宅，又大肆砍伐黃河中游呂梁山和陰山一帶的林木，陰山地區的森林幾被伐盡。隋唐兩朝修建大興城(長安城)和洛陽城，更是伐木不止。到開元年間，長安附近諸山已無巨木可采，就到更遠處的太行山伐木。到了北宋，長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陽附近黃河南北的山嶺，都已變成光禿禿的童山。北宋定都東京開封府，附近缺乏木材，又大肆砍伐西部秦隴地區的森林。到北宋中期，陜北的(治今陜西富縣)、延(治今陜西延安)、綏(治今陜西綏德)一帶已是林木奇缺，陜北地區的天然森林已被砍伐殆盡。為了阻止契丹的南進，北宋還在河北平原大修城池，為此又不惜砍伐太行山的林木。后來遼、金將北京定為都城，又大肆砍伐晉東北和北京附近的原始森林。這樣，經過長期的砍伐，中原地區的森林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宋代南方絲織業的發展
北宋時，絲織業的產地逐漸形成江浙和四川兩個中心。當時江浙一帶“繭薄山立，繅車之聲，達甍相聞”(李覯《直耕李先生文集·富國策》)。宋神宗時，那里每年上供的稅帛就有98萬匹。同時期四川的絲織業也頗具規模。宋神宗時，成都錦院就擁有117間房子，154臺織機，580名工人，生產二十多種的蜀錦。蜀錦的產量幾乎占到當時全國織錦產量的20%。到了南宋，絲織業更是遍布江南城鄉，江浙一帶所織“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四川的絲織業不僅種類多，數量亦大。南宋初年的稅絹等物，主要就來自江浙和四川。紹興十七年(1147年)，東南諸路每年收綢39萬匹、絹266萬匹，綾羅三萬余匹，四川僅上供和激賞兩種名目的稅絹就有44萬匹，加上其他名目的稅絹，數量遠遠超過北宋神宗時的夏秋稅帛三百六十七萬二千余匹。
棉紡織業南宋時已發展到東南沿海地區
北宋興起的景德鎮
景德鎮原名昌南鎮，那里的窯場始燒于五代。昌南鎮有優質的制瓷原料，交通也很便利。北宋時期，從全國各地來了不少工匠，使這里的制瓷業迅速興起。宋真宗時，這里上供的瓷器款識有“景德年制”四字。南宋時，景德鎮的制瓷業有很大發展，窯區從市區擴大到郊外幾十里遠的地方，有瓷窯三百座。工匠注意吸取各地名窯的長處，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質量和工藝水平。瓷窯內部已有很細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車坯、釉坯之分，還有印花、畫花、雕花之分。除大批民窯外，還有官窯。出產的各種品類的瓷器，除部分上供外，大量遠銷各地。
開封的繁榮
北宋都城東京開封府，是在后梁、后晉、后漢和后周四代舊城的基礎上，經過多次改造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有皇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墻，它們的周長分別為9里、20里、48里。皇城是東京城的核心，供皇帝辦公及與后妃居住，而中央朝署官衙則多分散在里城辦公，雜處于居民和商業區之間。自皇城正南門宣德門起，向南經過里城正南門朱雀門，直到外城正南門南薰門的中心大道，寬約二百余步，稱為“御街”，為全城的中軸線。東京有四條被稱為“御路”的街道，它們既是皇帝出入所經之路，又是商業的集中處。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御街，以朱雀門內的州橋至朱雀門的這一段最為繁華，這里酒樓、飯店、香藥鋪、茶館、商店林立，夜市尤其著名，稱“州橋夜市”。其二是從宣德門外向東經土市子，到潘樓街折向北，經馬行街到新封丘門止。這一路中的潘樓街是大商人云集的場所，珍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