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進步和發展，國際化視野的開放交流也因此成為世界發展的思想共識。當下，中國正在啟動與東盟及世界各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戰略，歷史上曾創下的海洋經濟觀念、和諧共榮意識、多元共生意愿，將為國家發展戰略再次提供豐厚的歷史基礎。“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堅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對于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于中國與世界更深層次的互動，無疑具有深刻的啟迪和極其重要的當代意義。
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倡導建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富含軍事意圖與地緣政治意圖的發展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有利于擱置爭議、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環境；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應對挑戰、用開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徑；還是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深遠謀劃，不僅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對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并最終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實現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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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商船由廣東、福建等沿海港口碼頭出發，縱跨南海、橫越印度洋，至東南亞，甚至是非洲，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洲。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香藥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僅有史記載的湮沒在這條海道上的沉船事件就有100多宗。但“海上絲綢之路”具體路線、有哪些停泊港口還是一個謎。
中國在漢代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唐宋元時期最為鼎盛。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形成主因是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地方諸侯也需海外資源交易以維持統治，東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風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國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項交流。
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其中，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稱為“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泉州是宋末至元代時中國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
價值影響：
經濟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作為古代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空前經濟貿易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由東南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運往阿拉伯世界及亞非其他國家，而香料、毛織品、象牙等等物產則從海外帶到中國。
文化影響
人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活動內容非常廣博，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交流演進，外來僑民的流動，官方使節的往來，宗教、音樂藝術的傳播，異域物種的擴散等等。
元朝時馬可波羅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記深刻影響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東方的向往，海上絲綢之路對西歐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產生了直接促進影響。
歷史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盡頭，從海絲的興衰史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杰出成就，也能看到其與國家興衰榮辱相伴的經驗教訓。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上，以史明鑒，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這些對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有積極意義。[6]
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倡導建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富含軍事意圖與地緣政治意圖的發展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有利于擱置爭議、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環境；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應對挑戰、用開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徑；還是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深遠謀劃，不僅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對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并最終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①秦漢時期，對外貿易主要以陸路為主。 ②隋唐時期，水、陸并進。 ③兩宋時期，陸地商路中斷，海外貿易發達。遼、夏、金政權將歲幣西運。 ④元朝時期，水、陸兩條商路并進。 ⑤明朝，海運發達，遠達東非和紅海。 ⑥清初，閉關鎖國，只準廣州一地接待外商。
目的：①貿易不以盈利為主，而以加強友好往來或者宣揚國威為主。例如鄭和下西洋。 ②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步進行。例如絲綢之路。③外貿促進了民族融合。如回族的。
特點： ①先陸路貿易，后海路貿易。②外貿政策由開放到閉關。
13世紀初,蒙古崛起,形成了 盛極一時的蒙元帝國
蒙元帝國打破了過去的封建傳統,以空前開放的姿態展開了一系列對外交往活動,拓展了對外陸路和水上交通,開辟了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 綢之路
元代海上交通的規模、所達地域、航海技術等方面都全面超過了前代,泉州一度躍居為梯航萬國的東方第一大港,由泉州等港口城市出發的中國海舶直達波 斯灣和非洲各大海港,由此元代官方也展開了與莫桑比克、索馬里、摩洛哥等非洲國家的初期交往活動
在海上貿易發展的影響下,元代成為了我國歷史上中西交流 發展的重要時期,特別在文化交流方面堪稱中國歷史上對外關系發展的最高峰,它不僅使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傳統交往規模比前代更大,在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上也達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與這些地區阿拉伯國家的友好往來,使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和絲綢、瓷器由阿拉伯人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亞、非、歐各國,推動并改變了整 個世界的發展進程；阿拉伯帝國先進的天文、數學、醫學以及伊斯蘭教,也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并為中華文明所吸收
這一時期的中阿交往全面超越 前代,中斷已久的“香料之路”被重新開啟,中阿關系走向歷史發展的最高峰,這對后世中阿交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陸路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與繁榮的同時，唐宋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大大繁榮起來。
大唐帝國的號召力與凝聚力，也吸引著東南亞廣大地區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遙遠的印度洋諸國，這就大大促進了海上絲路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原來，定都于長安的唐帝國，在建國后的一段時間內，主要關心的是同中亞、西亞的陸路交往。主觀上并未側重海上交通與貿易事業。但是，伴隨著大唐帝國國勢的強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國家。廣州承襲了秦漢以來的傳統，繼續發揮著國際海上貿易中心的作用。特別是由于隋代開鑿了大運河，使洛陽與揚州在經濟上的地位大為突出，成為唐代兩個最大的商業中心。揚州的繁榮，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在南海方面的貿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洛陽和揚州成了廣州的新后援體。揚州不是唐帝國的都城，不在天子腳下而能發展成一個商業大埠，令詩人杜牧寫出“十年一覺揚州夢”那樣傳誦千古的佳句，說明它所經營的商業和市場，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為廣泛的市民的需求。這對于海上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
公元7世紀，南海海上交通與貿易大大活躍。它表現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諸國的紛紛來朝上。波斯商人抵達南海，再北上中國沿海諸港活動；再進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漸漸成為南海貿易的居間商，他們的商船更逐漸成為南海、印度洋地區來華貿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這種形勢的發展，終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夠重視。公元8世紀初，即714年以前的某個時候，唐朝設立了一個新的、專門負責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
唐代中國逐漸重視海上貿易，并不是偶然的。與陸路交通狀況相比，海路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滅波斯薩珊王朝的戰爭，以及此后唐帝國與阿拉伯人的沖突使陸上交通受到影響；同時，唐代中國造船業更加發達，造出的“埤倉”巨舶，長50～60米，可載五六百人。此時的中國海船已完全具有遠航能力，無須像漢代那樣，“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他寫下的《東來中國行記》中說，中國船經常停泊在波斯灣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馬蘇迪在《黃金草原和寶石礦》這部歷史名著(寫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則記述了中國船舶經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奧波拉和巴士拉”。
這一時期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質量、規模和航海技術等也均有長足的進步。它們當中的“昆侖船”、“錫蘭船”等，都享譽中外。在唐中葉，據說錫蘭船是外國船中最大者，其規模長20丈，載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與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數丈”，其規模可想而知。當時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團，就有數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處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識之大成，唐代的賈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記述了那條著名的南海大商道，當時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上航線從廣州出發，越過南中國海，橫穿馬六甲海峽，到達當時南海中的大國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地區的古國)；經過馬來半島西岸，到達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印度。由印度再駛向阿曼灣，抵達波斯灣頭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最終可從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國首都報達(即巴格達)。華船從廣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時間，大約共需要三個月左右。這條航線把中國、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地區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國南方的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港口。從波斯灣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國家駛來的海船，帆檣云集；香料、珍寶等各種貨物，堆積如山。唐代宗在位時，每年抵達廣州的各國船只達到4000艘，可見當時海上絲道，真是盛況空前。由于對外貿易的興盛，除了廣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寧波)、江都(今江蘇揚州)等港口與城市也發展起來。在廣州和其他港口城市，還設有讓外國人進行交易的市區，都歸市舶司管理。
這樣，從中國向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匯集在尼羅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著溫潤的海風，從海上溝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線平行的陸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動脈，被當時的人們稱為“大道”和“正路”。它東起蘇伊士地峽，穿過錫爾提卡長達500公里的荒涼地帶，沿著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經過巴爾卡、的黎波里、凱魯萬、塞蒂夫、提阿雷特，直達非斯。這條驛道從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計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驛路又通過沿海港口，同南歐、西歐各國連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邊的丹吉爾，從海上越過直布羅陀可以通伊比利亞半島。公元756年，倭馬亞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獨立的王朝，很快繁榮富強起來，成為吸收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通道。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