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才逐步從封建社會向新的社會制度轉變。辛亥革命同以往的歷次朝代更替不同，它不再以延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新政權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作為新政權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把中國社會帶入了一個新時代，開辟了一個新紀元。此后，離封建社會漸行漸遠，距新社會越來越近。
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怎樣建立和運行才是合乎規律的呢?
那就是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生產力是任何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人類依靠自然而生存，但他又不滿足于大自然的恩賜，大自然也不能完全滿足人類的需要。人類在與大自然接觸過程中，逐步由淺入深地認識自然物的性質、本質、規律，搞清楚那是怎樣一種存在。在認識的基礎上研究把其改造成對人有用的方式方法，然后通過生產實踐實際地把它改造成對人有用的存在物，變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隨著自然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生產力會不斷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每一個高度的生產力都會自然生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成為自己的存在形式。當生產力提高到發生質的改變時，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就會隨之產生。這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只有當新的經濟成分觸及到當權者的利益時，當權者才會予以壓制，而代表新的經濟成分的所有者也會起而反抗，形成新舊政治勢力之間的斗爭。這種斗爭，在歷史上總是以新的經濟成分的代表者取得最終勝利而告終。新的政權建立后，就會保護新的經濟成分，使其獲得大發展，逐步取代舊的經濟成分成為主導的經濟力量，社會形態(制度)也隨之發生質的變化，新社會取代舊社會。這就是人類社會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
十月革命所開創的“新紀元”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
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是如上述那樣合乎規律建立起來的，而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反向思維對未來新社會的“設想”，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在廢除私有制的基礎上，重新組建起來的。用馬克思形象生動的說法，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孕育出來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拼湊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是孕育社會主義社會的母親，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只能起“助產婆”的作用，其任務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殺死，而是協助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從母腹中接生出來。新舊社會應該是母子關系，決不是敵我關系。蘇式社會主義卻不是這樣，它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孕育自己的母親，而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當成了敵人，把其肢解后，進行重新組合，形成了在大一統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很明顯，這不是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而是人們主觀創造的產物，是人造的社會。這就是說，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其產生就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一種怪異的社會、不正常的社會，這就決定了其壽命是不可能長久的。
暴力創建的社會只能靠暴力來維持。因此，作為上層建筑主體的國家政權就取代了經濟基礎的職能，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國有國營大行其道。但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它們各有各的職能，混同不得，代替不得，只有相互配合，協調動作，社會才能有序發展。國家政權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結果是：首先是強制勞動大行其道，極大的壓抑了勞動者的聰明才智和積極性的發揮;其次是主觀制定的計劃不可能與不斷變化的經濟活動相吻合，國民經濟閉眼嚴重失衡，形成經常性的短缺型的經濟危機。在暴力脅迫下，強制勞動在一定時期內也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效果;在國民經濟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個別經濟部門也會得到大發展，如重工業和軍工工業。但是，這種狀況維持不了長久，強制勞動一旦放松，生產就會滑坡;失衡的國民經濟就如同跛腳的瘸子，即便強打精神快步前進，在短時間內速度很快，但也不可能長時間堅持，很快就會筋疲力盡，停滯不前。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就屬于這種情況。在他去世后，其弊端很快就暴漏了出來。我國在十年動亂中，當權派被打倒，強制勞動有所放松，國民經濟陷入頻臨崩潰的邊緣。這些都充分說明，政權作為上層建筑中集中地有組織的暴力只能為經濟基礎服務，絕對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經濟基礎的職能，不然的話，必然擾亂經濟的正常運行，蘇式社會主義就屬于這種類型，是一種反常的社會形態。
蘇式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反常的社會形態，還表現在對農業的輕視和盤剝上。農業是生產人類生存資料的產業，屬于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對生存資料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雖然也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對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們的發展都是以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剩余勞動為轉移的，只有農業勞動所創造的生存資料除了供農業人口食用外還有剩余時，其他產業才能存在，并且農業所提供的剩余產品越多，其他產業才能越發展。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作了詳細論述。因此，一個國家只有夯實農業經濟，其他產業的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如果說經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的話，農業則是基礎的基礎，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第一層基石，這個基石不牢固，其他事業再發達，也會遲早坍塌。蘇式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無一不是采取非常錯誤的政策。首先是把傳統的農業經營者地主和新興的農業經營者富農，全部剝奪了、鎮壓了，形成了個體勞動者一統天下的局面;然后是剝奪了所有農民的生產資料，使他們都成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這種境況的出現，使得廣大農業勞動者如同馬克思所說“在任何社會和文化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農民也就成了國家的奴隸，這種現代的國家奴隸制就這樣形成了。較之歷史上的奴隸制，農民的處境更悲慘，——因為農奴還有人身自由，奴隸社會的奴隸也可以為不同的奴隸主所有，而蘇式社會主義國家奴隸制則使得農民歸國家這個唯一的奴隸主所有，失去了任何人身自由，只能做“齒輪和螺絲釘”，做“馴服工具”。這是歷史的大倒退，極大地傷害了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以農補工政策的貫徹執行，把實現工業化建立在損害農業的基礎上，就導致農業一直處于極度落后狀態，糧食產量一直滿足不了國民的正常需要，饑荒一再發生，幾千萬人死于饑餓，甚至發生“人相食”悲劇。正因為社會的第一層基石如此脆弱，正因為國民的基本生活資料如此缺乏，所以盡管衛星上了天，紅旗還是落地了。當一個政權連國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料都不能保障供應時，這個政權這個社會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被人民拋棄就是必然的了。對此，蓋達爾《帝國的消亡》一書有詳盡的披露，這里不再重復。
從以上三方面來看，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論就其產生的過程來看，還是其運行的方式，或者是第一層基石的狀況，都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其上層建筑也不可能是正常的。這才是發生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產生其他原因的原因。
在漫長的中世紀，朝代的更替之所以沒有能夠走出獨裁專制的迷魂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里面兜圈子，并且延續了兩千多年，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經濟基礎還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新的經濟成分還沒有出現。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在劇變中之所以失去政權，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長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地堅持主觀創立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改革推而不動，沒有能夠建立起新的經濟制度，因此其政權連同經濟基礎都被人民拋棄了。與蘇東相反，中國共產黨以總設計師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由于在十年動亂中普遍受到了沖擊，所以重新站出來以后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毅然決定不再“走俄國人的路”，改為“走自己的路”，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同時以優厚的待遇讓開國元勛們“離休”，進一步掃除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和政治障礙，逐步廢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并不斷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不但民(私)營經濟有了突飛猛進地發展，而且國有經濟經過改制、上市也改變了原來的社會性質。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就有了新的經濟基礎，理所當然地就保住了執政地位。只要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堅持下去，沖破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權貴資產階級)設置的重重障礙，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延續下去，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重蹈蘇東的覆轍。
目前已知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商船由廣東、福建等沿海港口碼頭出發，縱跨南海、橫越印度洋，至東南亞，甚至是非洲，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洲。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香藥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僅有史記載的湮沒在這條海道上的沉船事件就有100多宗。但“海上絲綢之路”具體路線、有哪些停泊港口還是一個謎。
中國在漢代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唐宋元時期最為鼎盛。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形成主因是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地方諸侯也需海外資源交易以維持統治，東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風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國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項交流。
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其中，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稱為“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泉州是宋末至元代時中國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
價值影響：
經濟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作為古代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空前經濟貿易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由東南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運往阿拉伯世界及亞非其他國家，而香料、毛織品、象牙等等物產則從海外帶到中國。
文化影響
人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活動內容非常廣博，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交流演進，外來僑民的流動，官方使節的往來，宗教、音樂藝術的傳播，異域物種的擴散等等。
元朝時馬可波羅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記深刻影響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東方的向往，海上絲綢之路對西歐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產生了直接促進影響。
歷史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盡頭，從海絲的興衰史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杰出成就，也能看到其與國家興衰榮辱相伴的經驗教訓。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上，以史明鑒，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這些對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有積極意義。[6]
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倡導建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富含軍事意圖與地緣政治意圖的發展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有利于擱置爭議、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環境；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應對挑戰、用開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徑；還是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深遠謀劃，不僅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對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并最終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古代商業繁榮原因和對封建統治代的作用
中國古代商業繁榮的原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