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外貿易乘數理論是指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凱恩斯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它試圖把對外貿易與就業理論聯系起來，從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角度說明保護貿易的重要性。對外貿易乘數是：一國在既定的邊際消費傾向作用下，由于對外貿易收入而增加的該部門消費會通過國民經濟的產業鏈增加相關部門的收入和消費，最終對國民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產生倍加效果。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簡介
凱恩斯(1883-1946)是當代最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的創始人。凱恩斯生活的時代，是世界經濟制度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尤其是1929~1933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世界市場問題進一步尖銳化，各國相繼放棄自由貿易政策，改變為奉行保護貿易政策，強化了國家政權對經濟的干預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經濟立場也發生了改變，由原來的支持自由貿易轉為贊同保護貿易，并積極為其提供理論依據。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書中，他對自由貿易理論展開了批評，對重商主義的一些政策進行重新評價，并以有效需求不足為基礎，以邊際消費傾向、邊際資本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個所謂心理規律為核心，以國家干預為政策基點，創立了保護國內就業的新學說。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中及其追隨者對他的理論發展中提出了一系列保護貿易的理論主張，其中核心是對外貿易乘數理論。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主要內容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是凱恩斯的主要追隨者馬克盧普和哈羅德等人在凱恩斯的投資乘數原理基礎上引申提出的。
凱恩斯認為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影響有乘數作用，即增加投資所導致的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投資增加的若干倍。若用△Y表示國民收入的增加，K表示乘數，△I表示投資的增加，則：
ΔY=K*ΔI(1)
國民收入的增加之所以是投資增加的倍數，是因為新增投資引起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引起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人們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從而導致從事消費品生產的人們收入的增加。如此推演下去，結果國民收入的增加等于投資增加的若干倍。現假定新增加的投資△I為100美元，它用于購買投資品便成了投資品生產者(雇主和工人)增加的收入；如果投資品生產者只消費其新增收入的90%，于是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們便得到90美元的收入；如果這些人又消費其收入的90%，即81美元，這又成為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們增加的收入…如此繼續下去，收入也隨之增加。收入增加的總和為如下無窮等比數列：
(2)式中C為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ΔC/ΔY,稱為邊際消費傾向1/(1-C)；為乘數，若用K表示之，即得(1)式。
上例中，邊際消費傾向C為0.9，所以乘數K=1/(1-0.9)=10，因此，投資增加100美元，可使國民收入增加1000美元(即100美元的10倍)；如果C為0.5，則K=2，即投資增加100美元，可使國民收入增加200美元(即100美元的2倍)；如果C為0，即人們將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儲蓄，則K=1，即國民收入增加為投資增加的1倍，也為100美元；如果C為1，即人們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費，則K=∞，即國民收入增加的倍數為無窮大。可見，乘數的大小是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的，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從另一個角度說，影響乘數大小的因素是新增收入中用于儲蓄的比例ΔS/ΔY，即邊際儲蓄傾向，用S表示之，則K=1/S，即乘數大小與邊際儲蓄傾向成反比。
馬克盧普和哈羅德等人把投資乘數原理引入對外貿易領域，分析了對外貿易與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的倍數關系。他們認為，一國的出口和國內投資一樣，屬于"注入"，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而一國的進口，則與國內儲蓄一樣，屬于"漏出"，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減效應。當商品勞務輸出時，從國外獲得貨幣收入，會使出口產業部門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從而引起其他產業部門生產增加、就業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復下去，收入增加將為出口增加的若干倍。當商品勞務輸入時，向國外支付貨幣，使收入減少，消費隨之下降、國內生產縮減、收入減少。因此，只有當對外貿易為順差時，才能增加一國就業量，提高國民收入。此時，國民收入增加將為投資增加和貿易順差的若干倍。這就是對外貿易乘數理論的涵義。
根據對外貿易乘數理論，凱恩斯主義積極主張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