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卻少有注釋,幫助讀者閱讀;看起來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據”一類的文章。不是說這樣寫不行,而是這樣寫沒有針對叢書的目標讀者是誰們,而造成讀者的閱讀困難。所以,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錄:
一 行誘的心理準備
1卜行擇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裝與旅費
三 行旅送別禮俗
1灞橋折柳
2餞別形式的演變
四 行旅方式種種
1徒行時代與徒行階級
2騎乘形式
3籃輿伊軋
4乘車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與旅宿
1行旅飲食
2宿息 宿泊
3民間行旅食宿服務業的經營
六 行程與行速
1遠行的歷史記錄
2行旅速度:急腳 快馬 飛車
3曉行與夜行
七 行李與行具
1行囊與行橐
2行滕與行纏
3其他隨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貧病轉零落 故鄉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災難
4旅途盜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學行跡: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2游宦生涯:區區牛馬走 趨馳名利牽
3游賈事業:周流天下 無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園忘卻酒為鄉
2弦管笙歌銷客愁
3客舟唱詠與驛壁題詩
十一 軟腳·洗塵·接風
中國古代行旅生活"的書摘……
人們平時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飲食、住居、
出行,來概括社會物質生活的基本內容。
“行旅”,一般是指歷時較久、歷程較遠的出行活動。
古代中國文明長期以來一直建立在以小農為經營主體
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之上,從而導致形成了相對封
閉的文化傳統,也曾經形成了對“行旅”活動存有某種消極
偏見的生活觀念。
《老子》一書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是以“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
種彼此嚴重隔絕的社會生活為標志的。晉代名士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對于“與外人間隔”的所謂“桑竹垂余蔭,菽稷
隨時藝”的社會生活環境的記述,也寄托著大體類同的夢想。
與此相應的淡漠交往,厭畏出行的習尚,似乎久已成為中國
傳統社會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
盡管民間行旅在傳統中國古代的總體社會生活中居于
相對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進社會文明成熟,推動歷史進
步的積極意義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據說民間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為主要生活形式的說
法,后來孫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與交往作用之重
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說。其實,
早在先秦時代,《荀子·修身》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大意是說,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當遵循“禮”的規范,
如此方能和諧有序,否則就會導致禍患。這里所說的“食恢、
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謂“動靜”,與
“行止”涵義大體相近。這可以由《周易·艮(gen亙)》中的
一段話得到說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行”和“止”,“動”和“靜”,都要合乎時宜,這
樣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實現。當時人所說的“動”或者
“行”的涵義,其實是包括行旅活動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
的傳統意識中,行旅生活在社會生活總體內容中的地位,似
乎并沒有完全受到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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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是漢文化和中華整體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秦始皇對于中華疆域的統一和漢武帝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強化,為大一統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促進了漢民族的形成和漢文化的發展。同時對燕趙文化融入華夏大一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燕趙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注入了新的內涵。
一、秦朝鞏固統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標志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統一、政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文化的統一和制度統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燕趙文化融入大一統中華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礎。
一是書同文,統一文字。秦統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統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礎上,創制“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全國規范化的文字頒行全國。統一文字的工作使遼闊疆域內文化傳播不再有文字隔閡,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是車同軌。秦始皇統一后,修建馳道、直道,形成以咸陽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規定全國車軌軌距,兩輪之間皆寬六尺。這一措施不僅促進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也有利于全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統一貨幣、度量衡。秦統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廢除六國舊貨幣,制定新幣: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重24兩;銅幣為下幣,為圓形方孔錢,每銖重半兩(俗稱秦半兩)。同時廢除六國舊度量衡制,以商鞅變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為準,頒行統一度量衡詔書,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詔書全文,促進了全國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倫,同一風俗。秦統一后以強制手段將秦的風俗推行全國,嚴刑峻法,以法為教,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飭異俗”,實現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遠邇同度”[2]。云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有“圣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幣(僻),除其惡俗”的記載,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風易俗。
二、秦漢的文化專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統一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專制制度。
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專制的政治理論。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張,認為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強調法是衡量一切的準繩。
秦始皇極度推崇韓非學說,在統一后,把韓非極端的文化主張付諸實踐,焚書坑儒,實行以吏為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
秦始皇還采納李斯焚書的建議:除《秦紀》外,六國史書一律燒毀;《詩》、《書》、百家語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逾期不交的,處以黥刑并罰作城旦;對談論《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但醫藥、卜筮、農書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燒詩書、坑殺儒士的行為,歷來為后世所詬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后秦紀》中對李斯“焚書”的上書作了如下評論:“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后,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這一政策反映了統一的帝國在完成軍事政治上一統后,必定著手思想的統一,建立與大一統配套的主流意識形態,其背后的動機是為了維持帝王獨尊,與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
但焚書坑儒不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毀滅,也激起了士人對秦政的抵觸和反抗,陳勝吳廣起義后,連孔子八世孫孔甲也憤然反秦,作了陳勝的博士。
繼秦而起的西漢王朝,不斷探索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指導思想,漢武帝時期政治一統、經濟強盛,對思想統一的要求更為迫切,大儒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以經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為帝國的統治思想。隨著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學說作為大一統思想體系得以確立。
三、燕趙文化的整合
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政體的建立,各地區間的文化進一步融匯,燕、趙、中山的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發展,整體性特征不斷加強。
燕文化是在燕國時期形成的諸侯地域文化。燕國山高水寒、環境惡劣,且民族沖突激烈,頻繁的民族戰爭要求它的文化剛健、勇武,文化特質剛強、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氣任俠的特點。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幣廣招賢才,筑黃金臺,延攬天下英才。給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視人才的特點。
趙國是在三家分晉時建立的新諸侯,立國之后即卷入了諸侯紛爭。趙武靈王親政后,為提高趙國的軍事力量和軍隊素質,推行“胡服騎射”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使趙國的軍事實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卻三胡,伐滅中山國的勝利,成為繼齊之后山東六國中唯一能與秦相抗衡的大國。
中山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曾被晉國所滅,中山武公復國,建都于顧(今河北晉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國所滅,成為魏的屬國。魏統治期間,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魏國文化,使中山在經濟、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發展。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復國,遷都于靈壽(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帶)。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發現了中山國都靈壽故城和中山王墓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證實了中山國往日的輝煌和強大。中山夾居燕趙之間,疆域雖小,武力卻很強盛,敢于公開加入到大國間的角逐。曾與韓魏燕趙一起“五國相王”,成為僅次于戰國七雄的“千乘之國”。后來雖亡于趙,但中山精神卻匯聚到燕趙文化中。
秦漢時期,燕趙中山文化在大一統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屬燕趙中山文化的精華上升到整體文化的高度,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特征,通過人文心理、風俗民情表現出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談到燕趙地區時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馬遷分析外,還記載:
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余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踮足,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
代、鐘、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后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
顯然,在大一統背景下, 燕趙文化表現出趨同的文化特征,最終促進燕趙文化由諸侯文化向地方性區域文化發展,正是燕趙中山文化整合的結果。
四、移民與燕趙文化的傳播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移民的時代。一方面燕趙地區接受了大量外來移民,對燕趙文化生產了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燕趙向其他地區遷民,促進了燕趙文化的傳播。
(一)、趙國富豪外遷與文化傳播
秦滅趙后,有趙人被遷至溫(今河南溫縣西南)[6];有的被遷于蜀,也有人買通押送的官員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廣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鄭等被遷至臨邛(今四川邛崍縣)。趙王遷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縣)。秦始皇統一的當年,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咸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