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一特定領域向外擴展，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城市，滿足保險經營上的大數法則，以便分散風險；

第二，“惠民保”作為一種商業保險產品，其定價既需要技術支持，也需要數據支撐，降低價格，讓公眾投保更簡單方便；第三，保險公司要不斷提高服務、技術、合作水平，將保險中介、傭金、渠道等方面節省的費用用于疾病的.防治，這也是惠民的一種體現。

“惠民保”落地四川省13市3

作為近兩年的現象級保險產品，城市定制型商業醫療保險（簡稱惠民保）快速發展，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國28省份122個地區244個地級市推出了177款惠民保，1.4億人次參保，保費約140億元。

不過，惠民保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理賠信息披露不規范、基層保險意識不足等問題。

對于全國各地紛紛推動惠民保產品背后初衷、各地惠民保產品如何參與社會治理等問題，張琳和記者分享了她的觀點。

建議公布惠民保理賠信息

“惠民保最大的特點就是惠民，不管是沒有保險的人，還是患有特殊病癥、罕見病的人群都可以購買惠民保。一年花上100～200元購買一份惠民保（保額最高達300萬元），不管報銷比例多少，對普通民眾來說都十分劃得來，真正做到了低保費、高保額。”張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以“北京普惠健康保”為例，與其他商業保險相比，它最大特點是健康人群和五類特定既往癥人群可以投保并理賠。也就是說，如果在投保前已經患有如惡性腫瘤、冠心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仍然可以投保，并且可以理賠。

惠民保因其業務模式得到政府、商業保險機構以及第三方服務平臺的廣泛參與，在過去的兩年里出現爆發式增長。

她說，最大限度降低居民醫療費用自付比例，醫保很難獨自完成，借助商業保險是最佳方式。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惠民保是商業保險參與多層次醫保體系的制度創新，是為中低收入群體對沖高達10.7%的醫療通脹率和分攤高額醫療費用負擔的大膽探索，是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實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王國軍曾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醫保局力推普惠健康保，其邏輯主要在于提高健康保障水平，發展醫保第三支柱，利用商業保險機制解決社會醫療保險保障不足的問題。

不過，惠民保各地“遍地開花”也帶來一些問題，張琳坦言，惠民保的理賠信息披露沒有統一規范，披露信息非常有限，網上可以看到的簡單賠付率從不足20%到99.88%，波動非常大，這樣不利于未來的產品設計和升級迭代。

“惠民保產品減輕老百姓就醫用藥負擔，到底能夠給民眾的醫藥衛生開銷降低多少自付費用比例，仍是一個謎，這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希望商業保險公司能夠公布惠民保理賠報告。”張琳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張琳建議，建立惠民保信息披露機制。以年度為單位，從費用、賠付、參保等方面向社會公眾披露數據，增強公眾知情感，提升惠民保的獲得感。建議為惠民保業務劃定費用范圍，防止過低或者過高，淪為“經辦業務”或者“普而不惠”。

應將“保險功能”系統地嵌入社會治理體系

她介紹，湖南地區的惠民保發展趨勢算比較好的，但推起來仍然吃力，“我們對惠民保的公信力和其背后社會治理功能的認知仍有不足”。

以財信人壽在湖南多地推出的惠民保為例，長沙、邵陽、岳陽等地都力推惠民保產品，但承保率不到40%，民眾對惠民保的保障作用、產品性價比仍有諸多疑慮。

提升全社會的保險意識尤為重要。多年來，張琳一直是保險領域的研究者，也是該領域改革發展的呼吁者。

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保險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工具，而很多地方卻缺乏對保險的基本認知，一些地方政府對惠民保的推廣和支持力度不夠，必須在各級政府管理部門推廣和普及保險知識，使保險學原理和風險管理意識深入到工作中。”

鄭秉文說：“建議國家醫保局出臺相關政策支持惠民保。”

鄭秉文認為，目前很多地方醫保局持不反對不支持的“中立”態度，主要原因之一是沒有吃到“定心丸”。中央政府表態意味著地方政府提供數據支持等將會一順百順，有利于增強個人參保信心和提高參保率。

此外，早在2018年，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張琳，率先提出要構建“保險型社會”。

她認為，保險業在服務現代社會、國家治理、城市治理的領域正在探討各種措施，浙江沿海等省份利用惠民保這類保險產品參與社會治理就是一種很好的探索。

“還得通過多宣傳，提升大眾的保險意識，對于我們治理者尤其要加強學習利用保險服務開展社會管理和經濟發展的實踐，將‘保險功能’系統地嵌入‘治理體系’，這是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張琳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