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于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于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并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后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制成品比重、工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并不突出，甚至并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于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并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么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于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并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于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準，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于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莊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藥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噪聲達標區覆蓋率)。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于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后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后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么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義為在一定資源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多的當代經濟福利的同時，能保證后代人所得的經濟福利不小于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福利。可持續經濟發展理念與生態型經濟發展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對環境的關注，但可持續型經濟發展不簡單的等同于生態化或環境保護，它還包括資源的代際分配等問題。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也得到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上。楊文進(2000)根據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的理解，構建了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和動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的表達式為:式(1)中，Y為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GDP為國內生產總值，W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非市場外部經濟，N為未市場化的各種收入或收益，C為傳統上的物質資本耗費，L為非正常消費補償外的人力資本耗費，S為自然資源及土地損耗，V為生態環境損耗，M為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外部不經濟后果，R為生態資本的恢復成本或防止生態資本損失而采取保護措施等方面的開支;式(2)中Yt為動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i為資本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為物質資本，L''''為人力資本，S''''為自然資本，V''''為環境資本。該文獻從理論上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從實際操作來講，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為未市場化的收入，這部分則很難計算，因而作為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的量化。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已有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客觀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對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經濟發展還會在實踐中不斷被調整，這也意味著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理解也將隨之不斷深化。
(一)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對經濟發展問題從測度指標的角度予以了較多的關注，這些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闡釋了學者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將這些理解有機綜合起來，由此形成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認識。第一，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變遷的體系。經濟發展具有時代性，在不同時刻，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都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側重點也會改變。從文獻可知，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學者們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建構專注于經濟發展量上的增長，隨后，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環境問題以及代際公平問題凸顯，學者們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又更進一層，其測度指標開始關注經濟外溢效應以及可持續性。可以顯見的是，即使現今認為比較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不斷的被修正，從而走向更加合理。
當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會科學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表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