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通貨膨脹雖被抑制，但地方政府卻深感困難，因為財政收入下降，GDP增長率下降，就業 壓力增大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就再次啟動外生力量，刺激經濟。

“單靠宏觀經濟調控不能解決‘投資沖動怪圈’現象和‘職業世襲制’問題。”厲以寧強調，相對于外生力量而言，內生力量更為重要。而宏觀調控只是一種外生力量，通過內生的市場經濟機制發揮作用才是更徹底的改革。

外匯流入

為了應對外匯流入導致的流動性問題，央行持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在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加息措施又難以啟用的情況下，這一政策工具的反復使用，固然對收縮流動性產生了明顯作用，但也導致了資金的結構性淤塞，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金困難。而問題的緩解，也與美元走向有關。

第三個迷思，也就是經濟增長問題，也與美元趨勢有關。增長問題，本來主要是國內的事，但對于一個外貿依存度高企的經濟體來說，問題就不是那么簡單了。由于本幣升值加上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大量原本微利的外貿企業失去了生存基礎，出口下降，自然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

而要使外向型企業向內需型轉變，從推動經濟增長的結構上調整產業布局，無論在生產組織上還是在時間上，都需要花很大努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時在一個開放的時代，即便是為內需服務的企業，也要有國際經營眼光。也就是說，在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世界經濟格局下，也需要注意美元的動向。

美元有由弱轉強的跡象。此時，如果不從本質上看問題，而是繼續被表象所蒙騙，在戰略和策略上做出不恰當的選擇，那是要引來后遺癥的。而美元也不是完全可以自以為是的貨幣，也會受美國經濟自身和國際經濟與金融格局的影響。

適時把握美元轉折的有利時機，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中國經濟完全有條件從的“三大迷思”中走出來。而就反應過度的滬深股市而言，更前瞻、更全面、更理性、更歷史地看待中國經濟走向，也許會平緩這兩個市場的非理性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