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
在當代，一般說來，經濟增長(發展)都要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拉動。但由于國情不同，三駕馬車的搭配狀況各異。如果是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型或封閉型國家，那么它的經濟發展基本上由國內消費與投資這兩駕馬車拉動；如果是個市場經濟的開放型小國或地區(如新加坡、荷蘭、比利時和我國的香港)，那么它的經濟增長或發展主要由出口拉動，其外貿出口依存度可達300%甚至400%以上；如果是市場經濟的開放型大國(如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那么它們的經濟發展應由三駕馬車同時拉動，且以國內消費為主、投資和出口輔之。美國和日本雖然出口總額不小，但其外貿出口依存度也不過10%左右。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消費市場之大無與倫比。因此，我國必須確立并始終堅持以消費為主，以消費為第一駕馬車拉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國策。可是，近20年來，拉動我國GDP增長的居第一位的馬車不是消費卻是投資。(詳細數據請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7年，第75頁)出口這駕馬車的拉動作用自2000年以來也相當突出，使外貿出口依存度達30%-35%，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2到3倍。由上述情況可知，黨中央要求“形成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
不能將收入等同于消費，更不能將儲蓄等同于消費。然而，這兩種混同情況經常見諸報刊
按照傳統消費理論(又稱標準的確定性消費理論)，居民收入=消費+儲蓄，或者說，消費=收入-儲蓄。這兩個公式表明，不能將收入等同于消費，更不能將儲蓄等同于消費。然而，這兩種混同情況經常見諸報刊。實際上，即使收入增長了，也并不見得用于改善生活，而是有可能把它變成儲蓄，形成高儲蓄、低消費。
2009年比1990年，以當年價格計算，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10.4倍和6.5倍，城鄉人均消費額分別增長8.6倍和7.8倍，而城鄉居民人均儲蓄額增長高達30.4倍。這難道不是高儲蓄、低消費嗎？高儲蓄又是高投資的根源(傳統消費理論認為，儲蓄=投資)。可以說，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成了我國經濟中的一種頑癥，非下功夫治理不可了。
當今世界，消費與儲蓄的關系不外兩大類型，何者為佳，值得探討
在當今世界上，消費與儲蓄的關系不外兩大類型：以美國為代表的低儲蓄、高消費類型與以日本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類型。兩者類型何者為佳，值得探討。
現在看來，它們各有利弊，也各有存在的條件，我們不能照抄。美國沒有儲蓄但有大量投資支持經濟發展，而投資從何而來呢？通過向全世界出售政府債券、企業債券、股票，在全球發行美鈔以及巨額外貿逆差等方式，集中全世界的資本。這一點不適合于我國。我國的建設資金主要還是靠內部積累，即由儲蓄轉化而來。在我國，既要大量儲蓄(投資)促進生產高速發展，又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滿足億萬群眾生活需要。因此，從我國國情出發，應使收入、消費、儲蓄三者大體同步增長，或者說，三者之間的比例關系保持常數。這就是本人經常提倡的適度消費理論。這個理論不同于消費傾向下降，而儲蓄傾向上升的理論。
現階段，生產者主權理論正在向消費者主權理論轉變，這是消費體制、消費思想的重大變革
現代消費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消費。傳統消費則是以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消費。
在自然經濟中，以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生產什么就消費什么，生產多少就消費多少，封閉運行，不僅沒有跨期選擇問題，也沒有跨國、跨地區選擇問題，因而消費者沒有什么權力。
在計劃經濟時期，以產定銷，生產什么就銷售什么，就消費什么；生產多少就銷售多少，就消費多少。出現供不應求時，就采取行政措施或實行票證制度，對消費加以限制。自然消費者沒有什么選擇的權力。
在市場經濟中，以銷定產，市場上能夠銷售什么(居民購買什么)，就生產什么；銷售多少(居民購買多少)，就生產多少。換言之，消費者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就銷售什么；消費者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就銷售多少。消費者的需要是生產和銷售的出發點。
將上述三種類型的經濟形態進行比較之后不難發現，立足于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之上的傳統消費理論是生產者主權理論，而立足于市場經濟之上的現代消費理論是一種消費者主權理論。
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我國的傳統消費正在向現代消費轉變，傳統消費理論正在向現代消費理論轉變，生產者主權理論正在向消費者主權理論轉變，消費者正在由無權向有權轉變，正在由“奴隸”變為“上帝”。這是消費體制、消費思想的重大變革。
當前消費結構變化的四個大趨勢
居民消費結構受多種社會經濟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并隨著社會生產發展和科技進步而不斷變化。當前，呈現出一些新趨勢：
一是服務消費增強趨勢。幾千年來，人類生活都是以實物消費為主，服務消費為輔。現在達到了一個拐點，在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以服務消費為主、實物消費為輔的新現象。消費結構變化的這個新趨勢在我國的北京、上海、香港也初露端倪。這個新趨勢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產業結構演進的必然結果。在GDP的實物構成中，由農業(第一產業)和工業、建筑業(第二產業)提供的實物消費品所占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而由服務業(第三產業)提供的服務消費品所占比重已上升至50%以上，在發達國家甚至達到70%以上。產業結構的這種新特征不能不在居民消費結構上反映和體現出來。
二是綠色消費增強趨勢。從本源上考察，人類的生活消費自始就是綠色消費，即人類自始就依靠綠色有機物質生存和發展。可以說，綠色消費是人類的本源消費。然而，化學工業和轉基因技術問世后，開始動搖人類綠色消費的原本基礎。科學技術進步往往是雙刃劍。以轉基因食品來說，歐洲人和日本人中反對者大有人在。鑒于人們對“化學化”和“基因化”的懷疑，自然轉向重視綠色消費。這可謂返璞歸真。
三是文化消費增強趨勢。人是社會動物。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除制造和使用工具外，就是創造精神文明，并享受一切先進文化成果。我國已進入小康社會，主要任務是全面建設和實現小康。小康型生活不同于饑寒型和溫飽型生活。后者主要解決生存問題，而前者則主要解決發展問題和享受問題。發展問題和享受問題的解決，固然離不開一定的物質條件，但更要依靠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居民文化生活的提高。所以，文化消費增強趨勢是我們邁向小康和富裕道路上必然出現的一種新趨勢。
四是數字消費增強趨勢。當今社會已進入數字化的信息時代。在硬件方面，計算機、照相機、電視機、DVD、顯示器、網絡服務器、信息平臺、掃描儀、投影儀、圖像處理器、資料處理器等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在軟件方面，移動通訊網絡、互聯網絡、衛星通訊網絡、數據交換網絡、財務軟件、商務軟件、工程軟件等不斷創新、迅猛發展。盡管上述眾多信息產品外觀千奇百怪，功能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們都依靠數碼運行，依靠數碼操作，故稱為數字產品。這類產品既有生產過程，又有消費過程。數字產品的消費簡稱為數字消費。在信息化時代，數字消費的地位與作用是很突出的，并且呈現日益上升的趨勢。
對以上所講的四種消費新趨勢，政府決策部門應采取正確政策加以引導，促使其發展；企業家則應從這些趨勢中尋找潛在的市場和現實的市場。
當前，急需把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同生態文明真正統一起來，構建文明、節約、綠色、低碳消費模式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這個精神非常重要，應很好地貫徹和落實。不僅要把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打造成生態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我國的消費模式構建成生態文明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指出：“要合理引導消費行為，發展節能環保型消費品，倡導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文明、節約、綠色、低碳消費模式。”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在人、社會、自然三者和諧共生與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實現良性循環、全面發展和持續繁榮。這種文明同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具有內在統一性，本來可以互相促進，共同繁榮。但是，它們在一定條件下也有矛盾的地方。這種矛盾當前尤其突出。在建設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的同時，有些部門、地方和企業忽視了生態文明，破壞了環境，過分消費了資源能源。不僅生產建設中有這種現象，生活消費中也有這類問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能源不多，環境污染已相當嚴重。當前，急需把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同生態文明真正統一起來，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之路，把生態文明落實到每個部門、每個地區、每個企業和每個家庭。
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從理論上說，一國特定條件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財政收入與GDP的相對增長速度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合理量值(或合理數量區間)。在這個水準上，資源總體配置效率最高，政府應力求使本國財政收入符合這一水準。但從現實來說，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結構、政府職能定位、經濟體制與財政體制不同，這個量值不可能簡單劃一，也不可能固定不變。我國改革開放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但下降過多，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所以其后的恢復性增長也有其必要性、必然性。近些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經濟發展因素
財政收入的增長及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決定的。一般來說，在假定稅收制度不變、管理力度不變的條件下，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越高，則財源越豐裕，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當進入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的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會相對穩定。因此，從橫向比較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經濟發達國家要高于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要高于低收入國家(見表2)。從縱向來看，英、法、美三國1880年全部財政收入僅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0％左右，目前已上升到30％～50％，并保持相對穩定。如，美國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明顯的先降后升的趨勢，這與我國的經濟社會轉軌有密切關聯。改革開放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較高；改革開放后，我國財政收入的主體轉變為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1992年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后，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先后進行了分稅制、費改稅等項改革，同時加強稅收征管，確立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并順利實現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調。只有在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持續高于GDP增長速度的條件下，該比重回調的目標才可能實現。1995年后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一路走高是“解放生產力”、分權讓利、放水養魚、搞活經濟、培養財源的努力進入“收獲期”的表現，既是該比重降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又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基本面的有力支撐：1994～2007年，我國不變價GDP年均增長9.82％；現價GDP年均增長15.13％；同期財政收入取得年均增長19.36％的成績。這充分印證了“經濟決定財政”的基本原理和“改革解放生產力”的成就。進一步分析，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還有產業結構變化、效益與收入提高和進口環節稅收貢獻三大原因。
1.產業結構變化因素。三次產業各自的增長率和提供的GDP與財政收入的相對份額是明顯不同的。從1994年至2006年間，按可比價計算，我國一、二、三次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9％、11.4％和10.O％(見表3)，按當年價計算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