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被低估和產業結構不合理有關。
其次，對于人們最擔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價格提高，其實是有好處的。一件襯衣在美國賣＄30，提高到＄50，沒有理由認為美國消費者就不買襯衣，或轉向墨西哥購買。即使如此，我國減少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而提高售價，也不會降低出口金額，同時可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范金教授曾采用社會核算矩陣技術，從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國社會核算矩陣為沖擊對象，就人民幣分別升值3%,5%,10%,20%和30%對我國的進出口所受影響進行情景分析，得出兩點結論：①人民幣升值3% 促進出口增加0.43個百分點，隨升值幅度增加，出口增加幅度也擴大。人民幣升值30%后，出口增加4.26個百分點。表明人民幣不論溫和升值還是大幅度升值，都不損害中國出口。②人民幣升值3% 促進進口增加0.32個百分點，隨升值幅度的增加，進口增加幅度也擴大，人民幣升值30%，進口增加2.32個百分點。
可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是有利的，不僅不會“打擊出口”，而且還可以改善貿易條件。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國內物價、國民收入與就業、產業結構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大。本文僅談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國內物價變動的影響。升值后，導致進口商品以人民幣表示的價格下降，往往使我國居民對國產同類產品的需求下降，進而導致國內消費品價格下降。
但是，目前我國的進口接近半數屬于來料加工和來料裝配貿易。這些進口品價格下降不會帶動國內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且近年來大部分初級產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美元單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93～2000年，中國進口價格總指數上升了19%，其中制成品上升20%，初級產品上升16%。
盡管如此，人民幣升值，對國產同類型產品產生的影響也會使國內企業的風險加大。因為匯率的變動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動，從而必然影響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力。此外，長期看，在消除短期通貨膨脹后，可能會引起通貨緊縮，不利我國經濟發展。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
一方面，儲備貨幣的匯率變動會影響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另一方面，本國貨幣匯率變動會通過資本轉移和對外貿易影響本國的外匯儲備。此外，儲備貨幣匯率不穩會影響和削弱儲備貨幣的地位和作用。
國際金融學原理告訴我們，匯率對外匯儲備起決定性作用，外匯儲備的增減是匯率變動的結果，幣值的低估或高估則通過引起貿易收支的變化最終導致外匯儲備的增減，我國外匯儲備之所以不斷增長，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幣匯率低估帶來了貿易上的相對優勢。
但需要說明的是，長期順差、過多的外匯儲備也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第一，促使人民幣發行量增加，從而加重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第二，長期貿易順差加重本已過多的外匯儲備，不利于資金充分運用；第三，當儲備貨幣（如美元）發生貶值時，也會使我國蒙受巨大的損失。此外，由此引發的國際關系緊張也不可忽視。
可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的經濟產生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國內物價和外匯儲備方面，從總體看，升值利大于弊，我國的人民幣在長期被低估之后的緩慢升值必然會對我國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
出口低價競銷，國內資源大量外流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趙丹陽 高級國際商務師
2004年10月9日
電子郵件：danyzhao2003@yahoo.買粉絲.買粉絲
：您好！我是78屆外貿專業，畢業后就分配到國有外貿專業公司，剛工作時，看到許多國有外貿專業公司為了完成出口任務，不惜低價出口，深感痛心，后來也麻木了。八年前，黨中央提出增長方式的轉變。我興沖沖寫了“出口低價竟銷探源”向一家刊物投稿，結果還是不合潮流。出口創匯，追求出口規模本質是計劃經濟思維后遺癥。市場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2百年前已否定過“重商主義“。美國經濟學家說美國印美鈔，換取和享受廉價的亞洲貨物有何不好。我平常經常注意國內經貿文章，20年沒有任何一篇文提出此觀念。看到您的《中國要實物，還是要美鈔？》一文深為激動。我這篇文章是8年前寫的，有些現象已經改變，但國內出口創匯思維并沒有改變。如您認為該文現在還有價值，請予登出。
外貿出口低價競銷和出口低價問題是少數出口企業破壞出口經營次序還是普遍的現象。先從中國商品在國外市場賣價看起，拿我出口第一大類商品紡織和服裝來說，93年我在美國唐人街時看到一件真絲夾克賣16至20美元，約折人民幣140元，等于當時國內的零售價。據查，我國絲綢產品價格只相當于意大利產品的1/10，韓國的1/2不到。澳大利亞市場的中國服裝價格更是低的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的T恤衫，10澳元可買4件。有的進口商把產地標簽剪掉，換上澳大利亞產地標簽，價格可成倍提高。我國第二大類出口商品鞋類更令人擔憂，名牌塑料拖鞋十年前出口價每雙賣壹美元多，現在降到60美分。麻底鞋在歐洲市場的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10。運動鞋由于賣價太低，已遭到新西蘭，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的高反傾銷的限制和歐共體，巴西，智利等國的反傾銷起訴。
在出口商品價格逐年下降情況下。我出口商品總值的增加依賴于數量規模的擴大。中國對美國鞋類市場的占有率約60%，玩具月70%以上。對日本服裝市場占有率約60%。對澳大利亞針織品市場約50%，家用紡織品約40%。低價和高占有率加深了當地產家與中國出口商的利益沖突和對中國產品實行限制的借口。高占有率以及伴隨之不斷的反傾銷說明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容納量已近極限。
在國內，出口低價競銷造成國家財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加劇了交通和能源的緊張。96年全國換匯成本在銀行匯率上下徘徊，每美元收匯需8.3元人民幣成本。出口企業已無利潤可言，資金不如存銀行生息。市場經濟是無法解釋的。同時國家每年財政需拿出上千元人民幣退稅給出口企業。這對國家財政是一個極大的負擔。中國出口商品是否需要退稅才有競爭力？許多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中國與其他競爭國印度，墨西哥比，價格已遠低于他們。因此，退稅對中國與他國競爭已無意義，只會加劇國內出口企業之間的低價競爭。中國每年成百上千億的退稅等于補貼國外進口商和消費者。
中國許多個體戶和倒爺在俄羅斯、東歐，不要國家一分退稅，用最原始的貿易方式出售中國產品賺回數十億美元，存入中行莫斯科分行、匈牙利分行。其效益遠超過有現代通信設備、大量專業人才的、國家給與資金和退稅扶持的國有外貿出口企業。據我所知，美國沒有實行退稅。美國的小汽車在日本賣價高于本土。只有農產品，因為生產過剩，給予補貼。西歐實行在零售環節上對外國人出口退稅，總退稅數量和規模都非常有限。
有人認為在國際市場上不實行低價銷售，不搞出口退稅，我國產品就無法同國外產品競爭。這要從二方面來看，第一，我在國際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的商品，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外來的競爭。價格也一跌再跌。如中國生絲出口量約占世界貿易量的85%，完全可左右國際市場絲綢價格。但是，從1990年開始，占我國絲綢服裝出口量50%以上的絲綢男、女襯衫平均單價逐年下跌。據海關統計，1990年絲綢男襯衫平均單價為11美元，1993年為6.40美元，1994年降到5.50美元以下。1990年絲綢女襯衫平均單價為9.40美元，93年為6.4美元，94年降到5.90美元以下。另據報道，93年我對美出口絲綢梭織女襯衫達9696萬件，美國婦女人均一件。單價只有歐洲貨價的1/10，韓國貨的1/2。
93年下半年，美國對中國絲織品實行配額限制。美國《商業日報》曾發表署名文章說：“美國的絲綢服裝進口配額實際上將給中國帶來好處，因為中國一直為海外市場服裝下跌以及本國絲綢生產商之間的無序競爭困擾。”可見，我有能力賣好價，低價完全是我們內部競爭造成的。對這類我占主導地位的商品，沒有必要給予退稅補貼，退稅只能助長低價賤賣。第二，即使國際市場上競爭性較強的商品，因我勞動成本低，不退稅，大部份產品還是有競爭力的。如在澳大利亞，我方巾、浴巾等家紡產品的質量好于印度、巴基斯坦的產品，價格只是他們的3/4。
為什么外貿出口企業最低價競銷？為什么他們要違背人類社會自有商品經濟以來一直遵循的市場經濟利潤規律，低價賤賣，做虧本生意。十幾年來，出口數字和完成出口計劃幾乎作為衡量國有出口企業業績的唯一標準。企業的出口效益則少提或不提，通常說的以出口數量論英雄。早期的國家統負盈虧，后來的地方掛帳，都圍繞著一個出口中心轉。這種抽筋式的拼成本的粗放式經營，在一段時期內，達到出口規模擴大的目的。隨著外貿企業的增多，客戶、市場變的越來越狹小。每個國有外貿企業為了完成出口任務，只得在低價上拉住客戶。造成你賣十美元，我賣八美元；你微利，我無利，他甚至虧本接單的現象。全國平均換匯成本跟著銀行匯率走。有的地區、省的換匯成本大大超過銀行匯率，不能說是少數低價競爭造成的。這里有地方政策的原因。
雖然，國家取消了給地方的出口計劃，各的地方主管部門也改為指導性計劃下達給出口公司和企業，但又強調必須完成。觀念和指導思想沒有變化。在處理出口規模和效益關系上，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把規模放在主要位置，效益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現在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已承諾向國際市場經濟接軌。企業自營出口沒錯，臺灣、韓國、日本企業自營出口較為普遍。外貿放開也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上萬家貿易公司，并沒有出現盲目競爭的現象。香港洋行的毛利通常在20%左右，利潤低于10%的買賣是不會做的，而我們接單的利潤能達5%已是非常理想了。
關鍵是我們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規范我國的經貿制度，真正做到外貿企業自負盈虧，公平競爭。才能根本解決低價競銷現象，才能被國際經濟所容納。以出口數量為導向的模式違背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原則，對外貿易主要是節約社會勞動，以我強項商品換取對方強項商品。如果觀念停留在創匯上，就會出現我們的出口商品在外轉一圈，又被進口回來，在國外買made in China 產品比國內便宜的怪現象。有的出口換匯成本高的不如直接拉壹車皮人民幣到香港換外匯，省的勞民傷財。
外貿企業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香港的中資公司和廣東的一些出口公司已做出了良好的開端，不再片面強調出口數量，低價競銷也自然消失。顯然，解決低價競銷應從宏觀著手，微觀上行政管理難以達到治本的目的。
低價經銷，盲目追求出口數字造成許多出口公司為了拉信客戶，不惜答應對方苛刻，在收匯無安全保障情況下，把出口貨物白白送給外商。據香港“大公報”95年5月24日報道：“1991年至94年間，中國涉外企業逾期未收外匯總額達89億美元，其中有意欺詐的拖欠占60%。”
最后，算一筆帳。外貿出口如向效益為中心轉化，出口利潤勢必由零走向正常。按我國實際情況，10%的利潤率已較理想。要是不再實行平均7%的出口退稅，出口價格可總共可提高約17%。這1/6的提價，既未達到以往我出口價格最高水平，也未超過其他國家同類出口商品價格，我出口商品還是有競爭力。但這1/5的提價可帶來一系列正效果，國家卸去了每年幾百億的退稅負擔。以96年一千多億美元出口來算，可增加二百多億美元的收入，或減少付出約一千多億元人民幣的出口物質。
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后，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同時，我國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進口用匯的逐年寬裕為我國對外貿易全面向市場經濟轉化創造了良好條件。國家應改為從匯率、關稅、稅收等宏觀手段為主來調控外貿出口數量和質量。中國外貿易處在面向國際經濟的前沿，理應最早邁入國際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