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刻的軍事戰略調整。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強軍事實力，強化軍事力量在維護和擴展國家利益中的職能作用，謀求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占據優勢地位，爭奪在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中的戰略主動權。
總體來看，國際環境還是比較好的，對于中國的發展還是利大于弊的。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世界目光，2008北京奧運會、2010上海世博會，都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加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與中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得國與國之間既存在摩擦、更存在依靠。美國、日本的重要貿易伙伴中，中國就排在前列。
對我國來說，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評估，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國際環境對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影響。這既涉及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也涉及到對當今世界長遠變化大勢中一些深層問題的認識。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一書中指出，在十八世紀里英國民眾討論甚至參與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事務的公共領域得到空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絕后）的發展，文學即是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觀點所表達的一些當代的理論關懷使許多人深切地意識到，作為第一個步入現代社會的國家，英國當年的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建設的過程與生存在“現代”狀況中的全世界的“今人”休戚相關。因此，近二三十年來，在英美乃至整個西方，對十八世紀英國小說的學術興趣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爆炸”。如一位學者所說：以往人們心目中的那一段沉悶的時期而今成了早期現代英格蘭的文化，那時“正忙于進行全面的構建——從民族國家和帝國到文學市場和商品文化，到交通要道和現代主體”的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成了關注的熱點。與社會生活密切結合的文學藝術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而女性讀者群的形成和女性小說家的崛起又是當時文化生活中最意義深遠的重要發展之一。
daleuse）于一爐的三卷長篇《豪門兄妹的愛情書簡》（1684－87）和中篇言情故事。貝恩的后繼者的共同點是聚焦于越軌的情愛和女性激情。曼利的小說，如諷刺輝格黨黨魁、挖苦上層社會墮落風氣的《新大西洲》（1709）和帶有自傳色彩的《里維拉歷險記》（1714）等，或是接近丑聞紀實和罪犯小說，或是以夸張筆觸記述一連串以異域為背景的愛情奇遇。演員出身的海伍德也幾乎同出一轍。她的第一部小說《過度之愛》（1719）曾轟動一時，和《魯濱孫飄流記》以及《格列佛游記》一道被列為理查遜之前的三部最暢銷書。她承復辟時代余風用比較直露的筆調寫性愛，大肆鋪陳或渲染引誘或情愛場面，書中時時出現起伏的酥胸、急促的喘息、激動的顫栗、綿軟的身軀、半透明的不整的衣衫，等等，有意通過撩逗、激發色情想象而吸引讀者。然而，她作品又與色情小說《范妮·希爾》（1748－9）之類有根本的差別。在她們的小說里，純潔少女被貴族引誘者追逼迫害的道德寓言已經成型。海伍德作品中一再出現的模式是：守身如玉、消極等待的貞女得到頌揚、愛憐并終有善報；而那些遭惡報的女人，如中篇《放達敏妮》（1725）中的女主人公，則都在社會中比較有地位，又在戀愛中表現得“過度”大膽、主動、熱烈。對性愛描寫既趨又避，是早期女作家和后來的理查遜的重要共同點之一。這類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也往往面目模糊或前后表現不一。海伍德既復制了復辟時代喜劇中類型化浪蕩子形象，又驅使他們轉變；既想讓女性激情和欲望得到充分的表現，又企圖界定并神化某種與美德相關的真“愛情”。總之，不論這類小說藝術成就如何，在近時許多文學和文化研究者看來，它們的存在“是極為重要的，使后來世紀中期的經典小說的出現成為可能”。 《帕梅拉》之后的女性小說 在工商業增長和殖民擴張進程中，舊的生活模式逐漸被侵蝕。經濟、社會、文化的種種不同質的發展給中產階級女性造成新的限制和擠壓，也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自我想象。有些婦女問題專家說，十八世紀的英國女性被逐步擯斥于公共領域之外云云，恐怕是不符合實情的。實際上，當時中、上階級女性在退出某些生產領域的同時大步走進了由正在變化的消費、娛樂和社交方式催生的諸多新的公共領域，小說的生產和消費就是其中之一。日漸有閑的中產階級婦女成了印刷品的忠實消費者，越來越多的下層女性也加入了不斷擴張的讀者群。專為低收入讀者服務的流通圖書館隨之應運而生。由于女性讀者群開始形成，由于她們的趣味和好惡對書籍的出版發行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曼利和海伍德們才得以靠賣文為生。同樣，由于存在這樣一個熱衷于從閱讀中獲得人生教益的群體，理查遜才會不斷地和女性朋友兼讀者討論修改他的作品，帕梅拉才有可能在小說里獲得第一主人公及道德權威的中心地位。他的《帕梅拉》（1740）繼承了曼利和海伍德的言情的“引誘小說”的情節框架，使之和興盛一時的說教文學融合，讓代表美德的帕梅拉最終收獲了世俗的和精神的雙重獎賞，把舊式引誘故事成功地改寫成備受歡迎的新灰姑娘神話。 需要強調的是，《帕梅拉》等作品發布的操行指南言論不僅是對女性思想和行為的指導規定或（如某些女權主義者所強調）壓制女性的新策略，而且也是整個中產階級界定自身新身份的努力，是他們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革新道德規范的宏偉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查遜等男性作者自認為有責任與復辟時代羅切斯特伯爵所代表的貴族惡德抗爭，不僅認同帕梅拉所演示的虔誠而高潔的自我形象，而且也認同她和其他女主人公所代表的“美德受難”的社會處境。如南希·阿姆斯特朗說，“現代個人首先是個女人”。以理查遜最后一部小說《葛蘭底森》（1753）的同名男主人公為代表的商業社會新“紳士”大大不同于舊式尚武騎士，而更近似于所謂“淑女”。一些帶有女性色彩的特征，比如對文雅和“精美”（refined）的講求，開始主導全社會的趣味。對精致之美的追捧是十八世紀中期張揚的“善感文化”（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的一個重要方面。動輒落淚昏厥并喋喋不休談論內心感受的帕梅拉是集種種敏感多情特征之大成的女性模范。“我知道我寫的是真心話，”帕梅拉說。傳達著女主人公的“真心”的話語不僅征服了情人，最終還改造了整個《帕梅拉》世界。理查遜的推重人“心”
的作品“展示了識字婦女的道德力量以及男人皈依女性所代表的價值觀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新興的善感文化的主旨。”“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思潮把婦女及其感受和德行推到了思想文化陣地的前沿。 《帕梅拉》之后，女性“出品”達到了一個峰值并在此后幾十年里保持著數量上的優勢。據說，1760到1790年間的書信體小說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出自女人之手。英國不但有了《新淑女雜志》一類刊物，而且它們已經開始刊登題為“女性文學”的文章了。一批人稱“藍襪子”的自學成才的中、上階級婦女活躍于倫敦的文化沙龍，并且大舉介入翻譯和寫作活動。在《帕梅拉》引發的熱烈爭論中，老作家海伍德推出了一部《反帕梅拉》（1841），把譏刺的矛頭指向帕梅拉所代表的信仰和德行以及她向上爬的社會抱負；稍后又發表了《給女仆的禮物》（1743），明白地站在女仆的立場上談人論事。她趁熱打鐵、匆匆炮制不止一部“搭車”作品，說明她充分意識到熱門話題的推銷潛力，也深知不同的意識形態表態可以從不同類型讀者的錢包里挖出硬通貨。大約十年后，海伍德又出版了她最著名的小說《白希·少了思》（Betsy
Thoughtless，1751）。少了思小姐出身倫敦富裕人家，是個仰慕虛榮、貪圖享樂然而心地單純的女孩子。她一心要充分享受被多人追求的快樂，導致后來遇人不淑，嘗盡苦頭，最后才幡然醒悟。該書明顯地向理查遜的路數靠攏，說教意味大大加強。不論這是否表明海伍德想痛改前非，至少可以說她在情感主義大勢將成之際準確地判斷了世風，適應了市場并修正了自己的形象。此外，在這部小說里，粗制濫造的羅曼映成分大大減少，語言表達、情節布局、人物刻畫等也都大有改進。這恐怕不只是海伍德個人的成熟，也體現了理查遜和菲爾丁對英國小說的鍛造。 亨利·菲爾丁的妹妹（也是理查遜的好友）薩拉·菲爾丁（1710－68）的《素樸兒》（1744）和弗·謝立丹（1724－66，名劇作家謝立丹的母親）的《比達爾弗小姐回憶錄》（1761）則都以十足成色的多情主人公弘揚情感主義哲學，并明確地表達了對惟利是圖的商業化世界和“個人利益經濟學”的抵制和批評。戴維·素樸兒雖為男性，卻有鮮明的女性特征，而且他的人生軌跡和諸多女性故事相交。他的天真質樸和他弟弟丹尼爾的虛偽狡詐構成醒目的對比。素樸兒和比達爾弗小姐的人生歷程都是一連串的磨難。這種悲劇性處理不只是為了賺取眼淚，更包含了兩位女作家對倫理和世態的認真的思考和估量。終難見容于世的素樸兒的命運有著雙刃的詰問：即是對社會的質詢，也隱含對情感主義美德本身的懷疑。 曾得約翰遜賞識的夏洛特·倫諾克斯（1720－1804）的成名作《女性吉訶德》（1752）講述的是貴族少女阿拉貝拉的故事。她隨父親隱居田園，把浪漫傳奇看作生活的真實圖景并從中攝取了她的全部見解和期望。由于閱讀成為越來越普及的文化消費，女性書迷開始成為文學作品中的定型人物，阿拉貝拉就是這樣讓男人頭疼不已的走火入魔者。她以虛構取代實況，見到一略有靈氣的園丁就猜想他是隱姓埋名來追求自己的名門青年，發現來做客的表親格蘭維爾有恙，便認定他是為自己害了相思病，如此這般地演出了一系列荒唐戲。不過，不論這位貴族小姐如何凌空蹈虛，其實她的幻想本質上與白希姑娘的心愿相似，是渴望在異性的關注中享受快樂和權力，從而從反面揭示出當時女性的“正常”生活是多么局促、空洞和暗淡。 步白希和阿拉貝拉們的后塵，弗蘭西斯·伯尼（又稱“達勃萊夫人”）的伊芙琳娜小心翼翼、不事張揚地出場了。《伊芙琳娜》（1778）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也是奧斯丁之前最成功的女性作品之一。小說描寫來自鄉下的身份曖昧的孤女伊芙琳娜·安維爾到倫敦“闖”世界并最終嫁給一位德財兼備的貴族青年的經歷。就這個人生軌跡看，她顯然是繼帕梅拉之后的又一個“灰姑娘”。不過，通過女主人公即主要“寫者”寫作風格上的改變，這部書信體小說反映了《帕梅拉》所未曾包含的“成長”主題。伊芙琳娜十七歲時得了監護人批準跟隨鄰人到倫敦訪親會友見世面，她最初從倫敦寫信時，口氣完全像個興奮得暈了頭的鄉下姑娘。但不久后她就在私人晚會上開始了她的“學習”。她的不少舉止被認為不合禮儀。她的那些言行粗鄙的中產階級親戚又不時讓她蒙羞。她寫信給自己敬慕的貴族青年為親戚們的失禮道歉，不想又觸犯了淑女決不能主動給男人寫信的忌諱。而她在游樂公園里走失一事則成了小說中的一個重要象征，凸現出女主人公的困惑和驚恐。伊芙琳娜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取決于別人的看法像她這樣沒有私產、沒有家庭支持的女孩子一旦被開除“淑女”籍，就不但會失去締結滿意婚姻的機會，甚至可能失去安全和溫飽。于是，生活不再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歡鬧喜劇，而是布滿了陷阱的險惡迷宮。伊芙琳娜的語調開始發生變化。她說自己“無精打采，忐忑不安，沒有精神頭兒也沒有勇氣干任何事……”她開始采取拐彎抹角的說話方式。這說明她開始失去天真，意識到了“應該”和實情的距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熟了”的伊芙琳娜筆下，“怕”和“愛”兩個詞在很多時候是可以互換的。對她的監護人，她常常用“愛”的宣言來掩飾自己的不安；和自己愛慕的青年男子打交道時她卻不時以合法的“怕”來表達浪漫的冀望。伯尼以觸目的位置突出“懼怕”的母題，并把它和女性對理想化的男性權威的“愛”扭結在一起。這一敘述選擇使她筆下的灰姑娘冒險具有了新的意味，婉轉地再現了伊芙琳娜們被壓抑扭曲的處境以及她們修正這一處境的嘗試。愛與怕的結盟不僅昭示出女性對男性“主人”不論是父親、導師還是丈夫的愛背后的社會的和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