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經濟的巨大潛力并未真正釋放出來，與國營企業相比，中國私營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度以及其需要配置的資源都嚴重失衡，私營企業融資難，仍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
中國私營經濟的巨大潛力仍未釋放
世界銀行所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圍繞中國私營企業結構、私營企業所處環境以及融資機會等問題，歷時16個月，對北京、成都、順德和溫州4個地區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調查、訪問。338家私營企業的總裁接受了采訪，2400家私營企業接受了問卷調查，并與各行業協會和政府官員進行了座談調研。通過傾聽中國企業家對當前私營經濟氣候的評論，指出了私營經濟融資中的問題。
報告表明：中國新興的私營企業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變革的主要力量；中國的私營企業已經成為收入和就業增長的主要源泉，從而減輕了改革的社會成本；而且，中國內地私營企業的發展將有助于縮小內地與沿海的經濟差距。該報告的顯著結論有以下3點：第一， 中國國內私營企業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進程的最重要結果；第二，私營企業在產值貢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改善融資環境是私營企業發展的關鍵。“目前中國本土私營企業的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確立法治以及解決與不規范相關的問題”。
ifc的報告顯示， 私營企業一直是中國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私營企業成了新工作機會的主要來源，并吸收了國有企業下崗的大量職工。截止1997年，私營企業員工總數達到6790萬人。截止1999年6 月，全國私營企業總數已達130萬家，注冊資本總額8177億元。 “自1980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產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長，非公部門的就業率平均每年增長41％。目前，私營企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而國有部門占37％。如果再包括私人擁有的農業企業，這一比例就會達到51％”。
報告認為，從1949年到1999年修改憲法前，私營企業在國家的眼中一直缺乏合法地位。這使得私營企業在50年代“逐漸萎縮”。而文革后私營經濟的復出則是“對失業和經濟停滯壓力日益加劇作出的匆忙反應”。中國新興私營企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
1978年至1983年，這是中國私營企業的復出階段。此時，私營企業僅局限于在“制度真空中發展起來的個體戶的范圍”。這種個體經濟具有強烈的試驗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讓私營企業扮演“邊際的、填補空缺的角色”。因此，每當“治理整頓”時，個體戶就首當其沖。在這一階段，私營企業的主要繁榮地是在廣大農村地區。
1984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私營企業的崛起階段（雇傭8 人以下是“個體戶”，雇傭8人以上是“私營企業”）。然而， 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針對私營企業，直到1988年才制訂出相應的規章，允許私營企業繼續作為公有部門的補充。
1993年至今，這是中國整體改革思路和官方對私營部門轉變看法的時期。一系列至關重要的有關私營企業的新說法都產生在這個時期。比如，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中國開始產權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共中央提出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共十五大提出私營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修改憲法等等。
由于各種原因，私營企業首先是作為個體企業而被允許存在的，它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和大型國有企業參與較少的貿易、服務等行業，“中央計劃經濟的不合理性又給這些私營企業創造了市場機會”，私營部門的逐步發展，使其活動范圍也開始逐漸擴展，如在法律和組織形式等方面。
私營企業發展過程基本是，先對其進行不公開報道的試驗——再對其加以原則性的批準——最后對其正式批準并制訂相應的規章制度。這表明，“私營企業是在改革的大部分時間里、是在產權不明晰和無保障的情況下發展的。”
因此，ifc的報告指出， “一旦私營經濟活動的最初發展留出一定的空間之后，這就足以觸發推動整個中國私營經濟部門發展的天然動力，盡管還存在著許多羈絆。當私營部門發展的內在動力遇到現有阻力時，制度具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新的現實情況，直到制約因素被削弱并出現允許私營企業經濟活動擴展的新空間。這一靈活性的存在是與非中央集權的體制和官僚激勵機制等因素有關，并且成了保證私營經濟得以不間斷發展的關鍵因素。”
ifc的專家謹慎指出，盡管中國在對待私營企業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但這種進步的速度遠遠跟不上私營企業本身發展的速度。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私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其本身也面臨很多不利因素。比如，私營企業的經營很不規范，其不規范性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結構的不透明性。企業的實際經營與其名義上的要求明顯不符。基于以上等多種原因，目前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私營企業的活動一直都“比較低調”。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已經表明，為促進私營企業的發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是一項長期、復雜的任務，也是最能有效地解決私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關鍵步驟。運行良好的市場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眼下，中國非常有限的資源卻被兩方面浪費著：一方面，國有企業因為生產效率問題而在浪費資源，另一方面，私營企業又在為解決自身的市場外問題而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資源。
中國缺乏為私營中小企業提供長期資本的股權融資市場
一、私營企業融資狀況
中國缺乏為私營中小企業提供長期資本的發達的和規范的私人股權融資市場。目前，中國沒有針對建立私人股權基金的法律／組織結構的法規。因此，潛在的基金創辦者，通常是對發展當地高科技產業感興趣的地方政府，常常建立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投資工具。據估計，中國大約有92家這樣的風險投資公司，共有資金100億元人民幣（12億美元），其中約25億元人民幣（3億美元）已投資于國內外。 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不允許投資于非上市的證券。大型國有企業越來越成為非國有企業的最為活躍的國內法人投資者之一。中國的一些大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已開始涉足風險投資基金，主要為增長性高科技企業提供風險投資。證券公司、資產交易機構和信托投資公司當前在推進私營企業私人股權融資方面的作用有限。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股票市場主要用于為國有企業融資，并為實行多種所有制結構作出初步努力。因此，私營企業進入股票市場的機會是很有限的。盡管在《證券法》或行政法規中并沒有明確的針對非國有企業公開上市的歧視性規定，但是配額制和對企業規模的要求限制了私營企業通過初次公開發行或買進上市公司而進入股票市場的數量。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976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1家是非國有企業。1998年和1999年，總共只有4家非國有企業進行了初次公開發行。2000年3月，中國證監會宣布取消上市配額制，取而代之的是由承銷商決定新股發行時間和定價的制度。為私營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獲得長期資本提供了更大的機會。然而，在目前逐步取消配額制的過渡時期，很多原先在實行配額制時被批準上市的國有企業仍然需要上市，這就造成了上市瓶頸，阻礙了非國有企業的上市。
從調查結果看，大約80％的被調查企業認為融資難是它們面臨的一般的或主要的制約因素。大約40％的企業認為融資困難是主要制約因素，僅次于市場需求疲軟。就市場需求狀況所反映的投資機會的大小而言，這一調查結果意味著任何一家有一定投資機會的抽樣企業都認為融資難問題是其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從組織結構方面來講，大約49％被調查的獨資企業和28％的公司認為融資困難是公司發展的主要障礙。所有權形式不只是與公司規模有關，而且還反映了部門特點和不同的信息透明度，而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能力。
二、私營企業融資渠道
ifc的抽樣企業還表明， 私營企業的初始創業資本積累還有許多其他來源，包括銀行貸款、其他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的貸款。但這些融資渠道所起的作用都很小，但順德除外。在順德，銀行貸款的作用更為突出。相比之下，美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創業階段，平均30％的初始創業資金是從金融機構獲得的，包括從商業銀行獲得的16％。對其他處于經濟轉型期國家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創業者能夠更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
在創業之后，追加擴張投資時，私營企業繼續幾乎完全依靠內部渠道。企業留存收益和主要業主的投資占融資總額的比例在1995和1998年至少分別為52％和62％。在外部融資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業銀行所占的比例大體相同。外部股權，包括公眾股權以及公眾債權市場所起的作用不大。
與其他經濟轉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比較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很大程度上依靠內部融資渠道。而世界銀行對經營環境進行的最近一次調查發現，在經濟轉型國家中，內部資金或留存收益平均占所籌集資金的60％。然而，在改革進展比較大的國家中，內部籌資所占的份額要低很多，如愛沙尼亞（33％）、波蘭（34％）以及拉脫維亞（37％）。在美國，即使是剛開始創業的企業和規模非常小的企業，大約50％的融資額都是通過外部借貸形式獲得的。
調查表明：融資渠道的相對重要性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對于順德、成都和溫州的私營企業來說，銀行貸款是融資的重要來源，但在北京卻作用不大。在被調查的企業中，北京的私營企業最依賴內部融資渠道。在順德，信用合作社是重要的融資渠道。非正規融資渠道在所有調查城市中都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尤其如此。這些差異在對照企業規模、法律組織形式以及企業歷史等方面特點加以檢驗后，在統計上有著重要意義。這表明，各地的具體條件在決定私營企業能否獲得各類不同融資渠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調查結果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銀行在私營企業融資方面，無論是創業資本還是后續投資，所起的作用總的說來要小。這在小型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根據抽樣企業申請貸款情況的數據，這些企業中有1／3在過去5年中至少申請過一次貸款， 并且成功率為84％。然而，有一小部分企業從來沒有申請過貸款，這表明是否決定申請貸款都是自我選擇的結果。
三、銀行與私營企業缺乏信息溝通
總的說來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問題，但對中國的私營企業而言，這一問題尤為嚴重。在銀行看來，大多數私營企業比國營企業規模小，經營時間短，貸款風險高。此外，企業規模和贏利率之間存在著明顯聯系。員工不到51人的企業約有3／4稱1998年盈利。這一比例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在員工超過500人的企業中盈利的達到93％。此外，私營企業是在政治和經濟環境都不利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們在有些情況下會故意加強企業的不透明度，并且在向外人透露信息時都特別謹慎。隨之而來的是缺乏清晰的所有權和管理結構，這明顯制約了企業借款的能力。最后，銀行在收集和處理相關信息方面缺乏能力和動力也加重了信息問題。
四、交易成本和風險因素
規模小、信息不透明的私營企業之所以難以獲得外部融資，不僅僅是因為對它們提供貸款會伴有更大的風險和更大的單位交易成本，而且還因為國家政策對貸款給私營企業存有一些偏見。當公共借貸者無法攤還貸款時，幾乎可以肯定，國家會進行干預，這樣銀行就不用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承擔全部損失。但如果是私人借貸者不能償還貸款，銀行只能從自己的準備金和利潤中沖抵損失。只有與不同所有制形式相關的風險不對稱被清除，銀行才不會認為貸款給私營企業時必須格外謹慎。
五、抵押和擔保
抵押和擔保是為了減輕債權市場內在的信息問題而采用的常規機制。這種方式在那些信息不透明的公司尤其有必要，因為對這些公司的特定資產進行評估通常比對未來現金流量進行評估要容易。在美國，小型企業從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的幾乎92％都是有擔保的。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由金融機構向小企業提供的幾乎所有類型的貸款和租賃——包括根據信用額度所提供的貸款——是有抵押物支持的。
根據對抽樣企業的調查，不能滿足抵押要求和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