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和公眾活動場合，曝光率越來越高。
2001年3月，在著名科學家謝希德教授彌留之際，周小弟主動捐款200萬元幫助她在復旦大學設立“新世紀謝希德獎學金”; 同年，周小弟又為長江三峽貧困地區捐贈30萬元建立“三峽希望小學”，認養100名孤兒，并向云南省楚雄州希望小學100名貧困學生每年捐助20萬元，向毛澤東家鄉捐贈20萬元的農用設備;
2002年8月，周小弟向上海市2010年世博會申辦辦公室捐款80萬元，在上海大舞臺資助舉辦大型申博文藝演出晚會;同年，其又向浦東新區慈善捐贈救助物質中心捐贈105萬元、向浦東新區慈善基金辦事處捐贈50萬元作為慈善基金、向張德英乒乓中心捐贈50萬元作為全民健身基金、向上海市僑聯老歸僑基金會捐贈50萬元作為幫困基金，向上海國際兒童藝術節組委會捐贈200萬元資助開幕式活動;
2003年非典期間，周小弟向上海浦東新區政府捐贈人民幣500萬元，用于購置醫療設備與藥品，支援一線醫務人員;
……
到2006年，周小弟已經擁有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頭銜。慈善方面，他獲得了上海市紅十字會頒發的人道救助愛心關懷獎;民政部所頒發的愛心捐助獎，上海市先進社會主義建設者、全國光彩事業先進個人、抗擊“非典”全國先進會員、全國“十大公益之星”入圍者、上海市“慈善之星”等。
自胡潤編制慈善榜以來，周小弟一直位居榜單前40位，每年的“公益捐贈”在2000萬元至6000萬元之間。
與此同時，周小弟社會地位也日漸提高，一度頂上了民建中央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國際商會副會長的光環。
一、中產階級及其消費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歷史
1、萌芽期（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
產生背景：
普遍的看法中產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形成，雖然這個觀點仍存在爭議。但社會的中間階層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并能稱之為階級，的確是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出現。順著歷史的主線探索，中產階級在中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清朝晚期，伴隨資本主義在晚清封建社會的萌芽、外國勢力與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國社會結構的轉變，即中國現代化的啟動而浮現。以下三方面因素對中國早期中產階級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是19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和1898年的戊戌維新。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從封建社會緩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社會。從地主階級洋務派中脫離出來一部分人，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形成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到19世紀末，由于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寬民間辦廠的限制，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初步發展，維新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發展。滿清政府在面臨一系列內外壓力下，因光緒皇帝的支持，由梁啟超、譚治酮等資產階級維新派發起的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主張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于富強。洋務運動與戊戌維新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培育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國勢力進入與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放門戶，西方經濟、文化、宗教勢力進入，中國社會開始出現外資雇員。1845年，外國在華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廠——廣州柯拜船塢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在廣州設立分行；到20世紀30年代，外國資本控制的企業，占有中國生鐵產量的95%，機械采煤、發電、棉布、卷煙均在50%以上；而金融業外國銀行的總資本，包括總行在國外與設在中國境內的，則相當于中國銀行總資本的3.3倍。
在外國經濟勢力入侵的同時，文化、宗教入侵也在進行。一部分外國哲學、文化、科學技術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引進到中國，并慢慢地從學術圈向社會擴散。對中國現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啟蒙作用，并催生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這些都有力的促進了中國現代教育、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國開始出現教授、編輯、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譯、律師等新興職業。
三是工業化的萌芽與新興產業的出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被培育。鴉片戰爭以后、伴隨著通商口岸的增設、內河輪運的擴大、鐵路的興建、新式工業的興起以及出口貿易的增長，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中國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全國新式工廠已達3100余家，產值占整個手工業的25%，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重10%左右。同時，伴隨著農產品商品化和商業性農業的擴大，封建經濟與商品經濟聯系的加強、農民兩極分化的加劇和富農經濟的增長。20世紀，全國富農戶數約占全國總農戶的6%。
早期中國中產階級的基本構成◎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雜業主、富農（農村）
1949年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
◎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無業者與游民
早期中產階級的消費舉止與消費文化
人們對‘文化’、‘消費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許多分歧。在這里，筆者選擇了一種能在許多學者研究論述中發現的看法。消費文化是引導和約束消費者消費行為與偏好的文化規范。人們的消費舉止主要受他們的文化影響。它通過人們的消費行為體現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二是社會群體關系。第一種含義中，消費作為一種個人的需求和選擇，直接體現消費者的個性特征；第二種含義則意味著消費并不僅僅是個體的行為，它已成為身份辯析和社會群體認同的方式。有關這些論述，可以從不同角度在消費與文化研究學者們的論述中發現。
“文化舉止研究學者們頗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創造行為舉止的規范，因此，在文化與消費舉止方面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實聯系。（漢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頁）
“文化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物質狀況，是我們所穿、所聽、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們怎樣看待我們自己與別人的關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頁）。
“消費文化指出商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消費文化誠如它一貫的承諾，能更明顯地養成人們的個性與他人的差異”（費瑟斯通；1991，第87頁）。
“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關系方式（不僅于物，而且于集體與世界），是一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應的方式。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鮑得里亞；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認為，任何對物品的選擇本身，都是文化的結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們透過消費與其他消費者溝通，而這些文化消費的行為累積起來就構成了文化的創制。這個系統根本的基礎與意義來源，以及消費文化所要真正傳達的，乃是一個潛藏的認知秩序（1996，第52-68頁）。
對布迪厄來說，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種階級標志。（費瑟斯通；1991:第88頁）；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費同時還生產、維系與再生產了社會的區分和差異’（史都瑞；2001，第59頁）。
不少學者認為，消費文化是伴隨消費社會而出現的文化現象。當鮑得里亞創建性地提出消費社會的概念，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就開始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消費文化亦引起人們的熱情關注。“消費文化，顧名思義，即指消費社會的文化。它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即認為大眾運動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費瑟斯通，1991，第113頁）
在此筆者想提出爭議的是，消費文化‘指出商品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為一種中心元素去解釋我們的社會’（費瑟斯通: 1991，第1998頁），重構人們的消費行為準則，大規模的商品消費是其必要的基礎。但是作為一種經濟行為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作為引導與約束消費行為的文化規范和價值取向，即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它應該是自從有了商品交易行為和社會群體以后便開始逐步形成，如同商業文化一樣。由此，中國早期中產階級亦有其消費文化的萌芽。
傳統的中國社會就文化發展與消費模式看，兩大因素對其消費文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是從文化的根基看，中國傳統的消費文化很大程度上受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義、禮、智、信”在中國傳統消費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彈性、中庸、重視人際關系與禮儀、信譽、義氣與信任關系高于契約，尊重歷史沿革規則等是儒家商業文化的特征。
二是從形成的環境看，中國長期以來是處在短缺經濟狀態下，節儉實用的思想與勤儉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國社會消費文化的主流，消費需要與欲望長期處于壓抑狀態。這其中當然也與世界所有國家一樣，存在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模式，但畢竟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構成社會消費文化的主流。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葉，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仍是當時主要的經濟特征。從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看，傳統的節儉實用、滿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費模式仍為主流。但伴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外來文化的影響，一些與中國傳統消費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異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也開始在當時的中上階層出現。
如留聲機、自鳴鐘、電影、霓虹燈、火車、電報、機動車等新技術產品的出現，商業與娛樂方式的變化；廣告和時尚雜志的出現，從時間、空間、感官、概念上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電影院、歌舞廳、咖啡廳等消費場所開始在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大的沿海城市出現，有一定經濟能力又追求新鮮感的人開始通過這些與傳統中國消費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國時期，上海、廣州、青島等地中上階層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風格影響的花園別墅；一批面向知識人群的報刊雜志書籍的流行；城市中產人群開始以看電影、喝咖啡、品嘗西餐、穿西裝、舉行西式婚禮、舞會等形式展開社交活動，并形成不同群體的社交場域。30年代的日歷上所出現的身著傳統旗袍玩高爾夫的時髦女性圖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費水平和規模，文化消費、休閑消費方式在當時社會中上層開始流行。
在中國中產階級萌生的早期階段，中產階層的數量有限，嚴格意義上尚不能稱之為階級，或者稱中產階層更為準確些。這一階層的消費方式與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階段，處于傳統的中國消費文化為主體，現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剛剛侵入并緩慢互相作用的過程。是中國首先接觸和接受現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階層，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這一階層產生反‘傳統’的傾向，樂意采納現代和西方消費方式以顯示‘新潮’，迎合中國當時的變革背景。嚴格意義上分析早期中產階級還未形成階層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這一階層的文化開始形成一定的影響。
然而，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1949年以后，尚處于萌芽狀態的中國中產階級與其消費文化很快夭折。
2、去階層化(Destratification)的消亡期（1949—1978）
1949-1978是一個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去階層化”階段，在這一段時期，中國的階級分隔在財產、職業、教育等方面的含義上是比較模糊的，在政治含義上則相當清晰，明顯的區分為無產階級與（已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因此，嚴格意義上說，在這一段時期中國是處于一種無階級社會狀態，許多學者將其稱為‘去階層化’階段。
階級在新中國的消亡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消滅剝削與壓迫，建立一個平等的無階級社會。因此，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領導權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運動與措施來實現建立一個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目標，使得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等作為一個階級均已不復存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