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古色古香的氛圍。這些雕梁畫棟、碧瓦飛檐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智慧與勤勞的結晶，讓后人得以繼承和發揚。
氣象信號臺，外灘標志性建筑之一，列入全國重點保護的建筑物。1884年，氣象信號臺，法國天主教會創建的徐家匯天文臺，在“洋涇浜”外灘（今延安東路外灘）設立氣象信號臺，信號臺是直 豎地上的一根長木桿，根據天文臺傳來的氣象信息。1907年，重建圓柱形的氣象信號，臺統高50米，塔高36.8米，被人們稱為“阿脫奴婆”式建筑。為保護這個建筑物，1993年外灘改造工程中，將它向東整體移位20米。
上海外灘美術館坐落于上海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源片區，曾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亞洲文會大樓舊址。
上海亞洲文會大樓是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于1931年—1932年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建造的一幢5層大樓，被列為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
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成立于1857年，是英國僑民在上海建立的一個重要文化機構，主要從事對中國的自然和社會的廣泛調查與深入研究。
1871年花費3000兩白銀在上圓明園路建造了會所。
1874年2月13日，開設博物館，陳列從長江流域和華北采集來的動物標本。
1886年，該會門前的上圓明園路改名博物院路，即今虎丘路。
亞洲文會組織，這與英國早期進行經濟和文化的海外擴張有關。
為了向海外殖民化，首先要了解外國的經濟、文化背景。
這樣，在鴉片戰爭以前，1823年英國人就在倫敦成立了皇家亞洲文會，把支會設在印度孟買等地。
1842年，英國侵占香港后，于1847年在香港成立中國支會，研究中國藝術、科學以及自然物產。
但這些調查和收集，客觀上對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動中國文化和科技的進步起到了橋梁作用。
《南京條約》簽訂后，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租界逐漸辟建，英國人到上海來的也逐年增多。
這樣，在英國男爵尼柯遜、裨治文等人的發起下，組織了上海文理學會，從事中國文化、科學和物產的情報工作。
咸豐七年、1857年，文理學會與英國倫敦的“大英亞洲文會”合并，成為英國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一說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
支會合并改名后，旨在研究中國及鄰近國家的歷史文化和自然狀況，采取多種手段搜集了不少的動植物標本和我國的歷史文物。
由于沒有辦公聚會場所，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的支持下，獲得英國 *** 的同意，由英租界工部局在圓明園路劃了一塊地，當時的大地產商漢璧禮捐了500兩銀子，向上海（西僑）體育基金會低息貸款1500銀兩，英國 *** 也撥了資金，由地質學家金思密設計。
同治十年、1871年，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舍在圓明園路落成，建筑經費共計白銀3000兩。
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立“亞洲文會博物院”，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中國科學美術雜志》記載1874年落成）。
博物院建立后，以收藏、陳列上海周邊地區及長江流域的動植物、礦物、古董及人類學標本為主，著手開展標本的采集、征購和剝制。
一面任用技巧精熟的專家王樹衡剝制動物標本；一面聘請各類專家，開展各學科的研究。
麥華陀、地質學家金思密、爬蟲學家克威絲威、考古兼貨幣專家偉烈亞力、魚類專家魁克特、人類學家科提爾、鳥類學家海崛黎、福勃士等人均以專家身份參與其事，同時也收購和接受捐贈自然標本和中國歷史文物。
據載，徐家匯修道院院長達維特神父提供了他在華北各省采集的標本。
該院還收集制作上海本地鳥類標本，尤其是各種野鴨標本，這些標本主要由旅滬西僑中的狩獵者提供。
該院成立伊始，上海飛靶總會會員將獵獲的飛禽走獸慷慨捐贈給博物院。
院方制成標本后還配上自然景物。
光緒四年，1878年，還征集到一堆鯨魚的下頜骨架，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些骨架還陳列在展廳中。
英國著名博物學家索威比在《上海博物院簡史》中寫道：“中國觀眾對此興趣盎然，他們對此大海怪的迷惑，遠勝于對西方人的好奇。
”光緒七年，1881年，英國海軍軍醫古庇還向上海博物院捐贈了一批精制的地質標本。
初期中國歷史文物較少，所以叫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院，后經過在上海的英美人的捐贈，博物院的資料、藏品逐漸充實，多為東方國家的史料。
為此，亞洲文會博物院的聲譽在當時上海的西洋人中影響日盛，租界工部局甚至于光緒十二年，即1886年把路名也由圓明園路改名博物院路。
當時上海的《圖畫日報》介紹：“該院任人游覽，不取游資，誠開通智識之一助也。
”偉烈亞力對創辦亞洲文會起到很大作用，他是發起人之一。
文會開辦時有圖書1300冊，其中偉烈亞力就捐了718冊。
3年后，圖書館館長髙第按宗教、科學與藝術、文學、歷史和期刊分5大類。
他還利用偉氏的圖書著成《西人論中國書目》。
偉烈亞力第二次來華又積累了一批圖書資料，其中不少是珍本。
他自豪地說：在華的西人中，只有威妥瑪的藏書量能超過他。
后來他的圖書大部分又歸亞洲文會收藏。
上海博物院建院初期，僅有2間陳列室，1間陳列獸類、貝甲類、蛇類、魚類等標本；1間陳列禽鳥類、昆蟲類標本。
1929年會所房屋發現白蟻，被迫募款改建。
1931年拆屋，1933年建成（一說1932年建成），亞洲文會大樓是一座磚木結構建筑，總體上是5層，部分高6層。
首先第一層是演講廳，原來名叫伍連德講堂。
二層是圖書館。
博物院陳列室在三、四2個樓層，三樓陳列自然標本，有古生物、人類化石及動植物標本等；四樓陳列中國歷史文物，有陶瓷器、青銅器、錢幣、碑刻等，甚至還有鴉片煙槍和女人的小腳繡花鞋。
在陳列布置上，參照當時歐美博物館的陳列手法，把展品陳設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改名“上海博物院”向社會開放，參觀者月均7000余人。
中國科學美術雜志社曾借用辦公。
大樓是英商公和洋行設計，因是文化性建筑，所以大樓的外觀是歐洲裝飾主義建筑風格，同時糅進了一些中國傳統的裝飾。
它的底層是用石頭砌的墻面，以上砌青磚清水墻。
正門立面建筑線條是豎線的豎向構圖。
頂上采用傳統的中國圖案進行裝飾。
二樓伸出的陽臺，欄桿是中國式樣的。
底下一層入口有3道券門，鐵門柵欄采用了“壽”字圖案，兩旁是八角八卦窗。
二至五層中間墻面每層的窗旁用磚柱貫立。
二層有欄桿。
上世紀20～30年代，現代建筑融入了不少的中國建筑元素。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北華支會已將圖書館及博物院所藏部分標本、文物轉移出中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文會大樓被日軍強占，大批的藏書、文物被劫到東京。
日本投降后追回了一些，但有一些遺失，大樓仍由北華支會使用。
1948年，《上海通》記載，四樓陳列室面積1500平方英尺，陳列各種標本1萬多種。
值得一提的是麋鹿，西方人未見過，頗覺珍貴，作說明：“華人名之曰‘四不像’，因此物似鹿非鹿，似馬非馬，似駝非駝，似牛非牛，前在黃河流域之河南、山東出產甚多，其遺骸發現于殷墟中”。
五樓陳列室陳列運茶船和農具模型，“小巧玲瓏，引人入勝”。
其余“除少數生物、礦物標本外，大多為歷史藝術物品。
如魏石刻、石像、漢代的磚石馬、晉代的碑文，以及石器、陶器、銅器、墓像。
服飾有古代官吏的朝服、戰士的盔甲、戰袍。
武器有矛、戈、槍、箭，還有近代的手槍、步槍、來復槍等。
此外還有古錢幣13筐，外國銅元3筐，都有2000種。
上海解放前夕，北華支會將部分圖書、文物、標本私運出境。
解放后接管時，只剩下一些昆蟲標本。
50年代，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的經費來源斷絕，會長黎照寰主動要求上海市人民 *** 接管，經上海市軍管會批準，于1952年6月27日予以接管，“劫后余生”的藏品由新組建的上海博物館、上海自然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分類接受。
接管后樓房先后作為上海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籌備處、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備處等。
后由上海圖書館使用，當作書庫。
20世紀90年代初，原大樓底層的唐家住房連同二樓的“伍連德講堂”則成為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