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區中心最大的地產商就是紐約大學。

紐約大學校徽上的紫色火炬，來源于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表示學校位于紐約。校徽主色調是羅蘭紫，據說在1831年建校伊始，這里曾是有錢人的夏日鄉村別墅，開滿了紫羅蘭。據古希臘神話記載，主管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因情人將要遠行，惜別的時候依依不舍，晶瑩的淚珠滴落到泥土上。第二年春天，維納斯淚珠滴落的地方竟然發芽生枝，并開出一朵朵美麗芳香的花兒，這就是紫羅蘭。我們無法判斷紫羅蘭的花語和這個神話有什么關系，但這個神話讓人可以更加生動、更加直觀地理解紫羅蘭的花語——“在夢境中愛上你，對我而言你永遠那么美。”

紐約，有美國名聲最響亮的大都會博物館，有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有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有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時代廣場，有聚集全球著名品牌商店的第五大道，有仿佛能嗅到金錢“味道”的華爾街，有美國最老的懸索橋布魯克林大橋，有美國戲劇和音樂劇的發揚地百老匯……然而這些對于我來說，不過是留下一張照片，多年以后看到照片知道自己曾經到此一游而已。

在紐約認識的小伙伴總愛互相問：“你喜歡這里嗎？為什么？”答案也是五花八門，有人說喜歡，有人說不喜歡。喜不喜歡一個城市，往往和在這個城市的時間長短相關。在一座城市待久了，感官就麻木了，重復的生活，無趣且消耗生命。彷佛每天睜開眼日常三問：“我是誰？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我喜歡紐約，是因為這座城市里那些可愛的人。

我的外導是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中心Hassenfeld兒童醫院肺病科的科主任，擅長兒童哮喘，肺炎，慢性咳嗽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診治，臨床經驗相當豐富，還做得一手好支氣管鏡。先前我一直稱他professor，后來他說：我們這里沒有professor ，大家都叫我Dr.K，你也叫我Dr.K吧。剛到紐約的第一個禮拜，因為要安頓住處，沒有去見他，但是給他發了郵件表示我已經在紐約了。然后他很快回了信息過來，把他的手機號給了我，說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幫忙的話隨時聯系他。安頓下來以后，和Dr.K見面討論了訪學期間的安排，得知我要先跟著他臨床觀摩，熟悉了以后再開始相關的課題研究。

跟門診的初期，因為語言障礙，我很難跟得上Dr.K的節奏，他就征求家長的同意，故意放慢語速。按照醫院規定，我不可以接觸病人，參與診療工作。但是Dr.K對我充分信任，經常讓我先進行體格檢查，有什么經驗都毫無保留地和我分享。漸漸的，我可以幫助他處理一些臨床工作了，再到后來，他只需要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我就知道他想做什么，想說什么。三個月之后，我參與了他的課題，負責病例收集、數據錄入和核查等工作。

盡管Dr.K在工作的時候嚴肅認真，私下其實是funny boy，會做各種有趣的事情逗我開心。另外，他對中醫的興趣超乎我的想象，剛見面的時候，他說這里的醫生對中醫一無所知，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我能給他們講一講中醫。門診上他也經常會向病人介紹我是一名中醫兒科醫生，如果需要可以去上海找我看病。于是2019年10月，我在FINK門診會議室進行了一次中醫方面的講座。講座結束以后，Dr.K就建議我和他們一起接診病人，各自把診療思路寫下來，分析中西診療的差異，然后發表一篇文章，讓美國的兒科醫生進一步了解中醫。

Dr.Giusti是Hassenfeld兒童醫院小兒囊性纖維化中心的創始人。訪學前期每周會有一到兩次跟他的門診，他會羅列出當天可能碰到的知識點，或者一本書的某些章節，或者一篇文章，讓我準備3個問題，門診結束以后他會很開心很認真的做解釋，不厭其煩。私下經常跟我討論關于中國的新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問我有沒有想家？有沒有交到新朋友？哪里的飯好吃，一定要去試試；哪里有好玩的地方，一定要去玩一玩，并且一直吐槽我的書包太大，哈哈哈。

Dr.Shah是NYU Langone醫學中心有名的兒科肺病學家和睡眠醫學專家，擅長治療呼吸系統疾病（如哮喘、支氣管肺發育不良和肺動脈高壓）引起的兒童睡眠障礙和呼吸障礙。第一次和他上門診，他從抽屜里掏出一把零食遞給我，看著我吃。可是美國的零食太難吃，太甜了，直到門診結束我也沒吃完。我經常和護士們開玩笑說，在他的門診就像在聽單口相聲，哈哈哈。我覺得他的門診缺少一個捧哏的，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適合在中國說相聲。

2019年10月我的中醫講座結束后，Dr.K建議我和他們共同接診，于是推薦了Dr. Kesebir，因為她在布魯克林院區的門診有很多中國病人。于是2019年11月我和Dr. Kesebir開始一起接診病人，漸漸的我們兩個熟悉起來，到最后幾乎無話不談，還計劃著ATS會議要一起去費城吃網紅餐廳。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感興趣，春節的時候，我收到的第一條拜年短信是Dr. Kesebir的。有一次聊到中國的十二生肖，我說她是屬虎的。在那之后，她的門口就多了一張這個哈哈哈！

2019年11月6號，Dr.K突然問我還有什么想學的？我說如果可以的話，想去實驗室學習。他說他的一個好朋友是肺病微生物研究領域的專家，可以介紹我過去，我點點頭。然后他立即打電話給他的朋友，也就是后來我的實驗室外導，Dr.Segal。他的實驗室主要從事常見呼吸系統疾病（如COPD、肺癌、NTM肺病）呼吸道微生物菌群的相關研究，研究成果發表在很多醫學權威期刊。紐約疫情爆發后，實驗室開始主攻COVID-19。

經過Dr.K的推薦，Dr.Segal同意我去實驗室學習。之后的半年時間，我開始實驗室、門診兩邊跑，忙碌而又充實。去實驗室之前，Dr.K特意叮囑我：Dr.Segal要求很嚴格，如果事情沒做好，被Dr.Segal批評了千萬不要難過。可是接觸了以后，我發現他和Dr.K一樣，熱愛并享受著自己的工作，對人簡單、真誠，這可能也是他們能成為好朋友的原因。和他相處輕松，自在，沒有一點架子。

當Dr.K推薦我去實驗室時，Dr.Segal就安排了永華老師了解我的情況，記得當時我們通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永華老師和Dr.Segal從實驗室成立時一起工作至今，是實驗室的元老級人物。Dr.Segal可以很久不出現在實驗室，但是永華老師一天都不能離開。實驗過程中大家經常會犯錯，她從來沒有批評過誰。我曾經把細胞凍死了，把提取的RNA污染了，可是她總是耐心的想解決辦法，安慰著說：沒關系沒關系，實驗就是這樣，不要難過，大不了重新來。她總是第一個催大家到點吃午飯，催大家下班趕緊回家，而她一直是最后一個離開實驗室。紐約疫情初期，她是第一個要求我們盡量居家辦公的。疫情爆發，政府頒布居家令，她擔心我吃不好，會經常送食物給我。永華老師是我在紐約的家人，因為五個一航班政策，我買不到回國的機票，她擔心我的情緒，反復安慰我，照顧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因為有在她身邊，特別溫暖。

記得有一次跟Dr.K門診，有位患兒的家長看到我胸前的工號牌，誤以為我是NYU的醫學生，對我豎起大拇指，說：“你很了不起！”后來聊天才知道，他的侄女之前也很想學醫，但是負擔不起高昂的學費就放棄了。他說，在美國，對于醫學院的學生來說，他們每年至少需要6萬美金的學費，很多人在畢業時背負著債務，不少醫學生從私立院校畢業時背負著超過30萬美元的教育債務。并且在美國一個立志成為醫生的學生，平均需要14年的時間：4年的普通本科教育、4年的醫學院學習、3～8年的專科住院醫師經歷。經常有人說在美國學醫，就是本科畢業后再10年。當一名醫生正式開始入職并且有穩定收入的時候，平均年齡已經是36歲，還需要面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養家糊口的經濟壓力以及償還支付之前的學貸壓力。

在2018年8月16日，紐約大學宣布對所有的醫學生提供全額學費獎學金，無論是正在就讀的醫學生，還是未來進入紐約大學醫學院就讀的學生，學費全免，開了美國醫學院的先例。也正是因為如此，讓傳說中的“網紅大學”在網紅道路上越走越遠，申請率暴增，讓本就競爭激烈的醫學院難上加難，申請難度絲毫不亞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之后又認識了NYU影像專業的一位fellow，也是NYU醫學院的中文老師，聊到國內劍拔弩張的醫患關系及讓所有醫生吐槽的醫療環境，很多人都羨慕國外醫生的高薪、高社會地位。他笑笑說，所有的光鮮背后，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苦。

美國總共7000多所大學，只有100多所有醫學院。即使有勇氣去申請醫學院的本科畢業生是極少數的最頂尖的優秀學生，醫學院的名額也是永遠供不應求的。雖說本科可以以任何專業畢業，然后畢業的時候考MCAT，再申請醫學院。但是這個考試可以說是美國所有研究生入學考試中最痛苦最難的考試。況且還有之前畢業的學生還沒申進去也要和你競爭，所以很多人申請了20所學校最后只接到一個錄取也是激動萬分的。然后是無比緊張和高強度高壓力的兩年理論學習。最后是住院醫生的部分，又和申請的時候一樣了，醫院少，職位就那么幾個，即使是住院醫師這種倒貼錢的窮苦勞動力，也要百般尋覓才能找到一個接收的醫院。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生找不到住院醫師的職位而等待下一年繼續申請，結果下一年的新生競爭壓力就更大，長此以往惡性循環。這就是為什么美國人如此敬重醫生。為什么醫生叫doctor，因為只要是醫生就是doctor（博士），所以直接用博士（doctor）來作為“醫生”的名詞了。

其實中國的醫學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辛苦，當然，美國是市場化的醫生，而國內是體制內的國家工作人員，所以社會以近乎圣人一般完美的醫德要求醫生，認為這是醫生作為國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大部分還是黨員）應該做的，不管合不合理。

美劇《實習醫生格蕾》里看到的實習醫生們，沒日沒夜工作、沒時間談戀愛、長期嚴重缺覺、累到精神崩潰⋯⋯這些也是真的。因為在醫院，醫生通常6點半就到，而住院醫師一般6點到達醫院，以十二小時輪轉醫生為例其工作時間為上午6點到下午6點或者上午7點到下午7點。每天早上高年資住院醫在查房時要盡可能給低年資住院醫和醫學生講課，主治在查房時也要盡可能進行教學，常常會分發幾篇打印的最新文獻全文，邊看文獻邊講。

美國的臨床醫生做不做科研？實驗室外導Dr.Segal是呼吸和危重癥學科的醫生，屬于研究型臨床醫生，疫情期間，一邊在臨床一線支援，一邊進行COVID-19的實驗研究。但是他們做科研的動力來自于本身的興趣愛好，而不是為了應付評職稱去完成某些指標。美國醫生完成了住院醫生或者專科醫生的培訓, 絕大部分的人是專職于臨床工作，不再有科研和教學任務，也沒有發SCI文章的要求，更沒有職稱晉升的煩惱。除非自己有興趣或者自己做選擇，把基礎和臨床科研作為他們主要的職業奮斗目標，從而踏上醫學科研的征途。

進入2020年，我的訪學生活已經過半。但是這一年的開局有點曲折，一場突如其來的病毒席卷全國，抗疫警報拉響，全國像被按下暫停鍵一樣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靜，這一戰就是兩個月。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在國外，刷著微博，“封城”、“隔離”、“口罩”……等等信息不斷地刷屏。那段時間，我什么事情都做不進去，每兩分鐘就拿手機出來看一看，焦慮，坐立不安。每天和家人的視頻，抗疫成了主要話題，叮囑他們不要出門，出門戴口罩，告訴家人如何預防病毒。同時，我也是一名醫生，看著同仁在前線沖鋒陷陣，內心充滿了什么都做不了的無力感。隨后，美國各地區的華人組織發起募捐，留學生群體四處購買防疫物資支援武漢，大家幾乎跑遍了紐約的所有藥房、超市和home depot，一夜間所有的口罩被一掃而空。

自記憶以來，先后經歷過03年的非典，08年的雪災、汶川地震，每次災難巨大，但都壓不垮中國人民。沒有疫情，我們就不懂得什么是“共赴國難”。短短的兩個月，14億中國人團結在一起抗擊疫情，最后我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