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問題以及國際商品中存在“經濟租”（即壟斷利潤）的問題的提出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發展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
“經濟租”存在的問題以上已有過一些理論上討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其政策意義。當沒有對外貿易時，一國的“經濟租”是生產者向消費者獲得的超額利潤，只是財富在一國不同的集團間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國際貿易行列，則牽涉到財富在不同國家間的分配問題。由于各國都是主權國家，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護和封閉又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根據新貿易理論，發達國家通過規模經濟優勢和壟斷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這種規模經濟和壟斷優勢主要源自國家的大小和經濟規模。根據平等的國際關系的原則，國家大小不應成為一國侵占別國利益的依據。因此，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發展中國有理由要求適當程度的關稅保護，使發達國家的超額利益部分回流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不得以自由貿易為借口，限制發展中國的權利。
四、新貿易理論的地位和一點缺憾
首先，我們認為，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貿易理論的發展而不是全盤否定，傳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下的2×2×2 模型不過是新貿易理論J×N×M模型的一個特例，事實上， 傳統的貿易理論仍能夠解釋一部分貿易現象。即使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新貿易理論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將規模經濟和壟斷產生的壟斷利潤，看成是“家才能”這種虛擬要素的報酬（這種假設不盡合理），那么貿易商品所體現的要素凈含正確量仍反映了國家間的相對要素稟賦差異。也就是說，新貿易理論兼容了傳統貿易的正確結論，并有新的發展，從本質上說，是將傳統貿易理論的相對要素稟賦原理修正為相對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優勢原理。
其次，我們說，新貿易理論沒有否定比較利益原則。事實上，它也無法否定比較優勢原則，因為“取長補短，發揮優勢”是世之公理。問題是比較優勢從何而來。新貿易理論指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規模經濟優勢帶來的比較優勢。而規模經濟優勢不僅取決于國家大小和國家經濟規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產業的干預情況。因此，在這一點上，新貿易理論又擺脫了完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陰影，強調了人的行為的重要性，這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是相通的。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新貿易理論在比較優勢原則無可辯駁的正確性的旗幟下，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成功地描述了當今國際貿易領域的各種現象，理所當然是當今的標準國際貿易理論。
最后，我想指出一點新貿易理論中的缺憾與大家商榷。新貿易理論在建立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時，認為商品的價格可以納入一般均衡的經濟系統中而內生地決定。但現實情況是，在不完全競爭和進入受到限制的行為中，商品的價格往往是壟斷或寡占行業。根據經營計劃（或長期利潤最大化原則）而不是根據短期利潤最大化原則確定的。因而，商品價格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外生變量，或者說應考慮外生力量對其影響。單純地將其視為內生變量有失嚴謹和完
產業內貿易理論認為同一產業部門的產品可以區分為同質產品和異質產品兩種類型。同質產品也稱相同產品，是指那些價格、品質、效用都相同的產品，產品之間可以完全相互替代，即商品需求的交叉彈性極高，消費者對這類產品的消費偏好完全一樣。
這類產品在一般情況下屬于產業間貿易的對象，但由于市場區位不同，市場時間不同等原因，也在相同產業中進行貿易。
異質產品是企業生產的產品具有區別于其他同類產品的主觀上或客觀上的特點，該種產品間不能完全替代(尚可替代)，要素投入具有相似性，大多數產業內貿易的產品都屬于這類產品。
擴展資料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