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吸收社會培養的人才，意義非常深遠。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執政黨的干部來自社會使得執政黨能夠和社會維持有機聯系。這樣的人才，因為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能夠更好地了解社會的需要，更好地表達和代表社會的各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這些人來自社會，社會對他們的認同度高，他們進入黨之后，就強化了執政黨的合法性。這是執政黨保存權力不變質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說，執政黨必須保持政權的開放性，向社會的開放。第二，減少腐敗。這些人本來就有了很好的經濟基礎，腐敗的可能性大大減低。就是說，他們進入執政黨，擔任公職，并非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為社會服務。在很多國家，包括民主國家，擔任公職的人經常出現“尋租”現象，就是說以權謀私。但在新加坡，這種情況很少見。第三，培養的成本很低。要培養一個干部并不容易。社會培養干部無疑大大減少了培養成本。
在西方多黨制政府，政府的政策很容易轉型。政黨輪換，使得執政黨不用背其他執政黨的包袱。但在一黨執政的條件下，政策轉型很慢，如何隨時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這是一黨長期執政的挑戰。這就需要依靠黨跟社會結合，體察社會，吸收社會精英。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內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系。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系的，那么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并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產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于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確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于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里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要發展就要重視資本，重視商人和企業家的作用。沒有企業家、沒有資本，發展就談不上。在西方沒有“親商”這個概念，因為不需要。西方的發展就是商人主導的。前面說過，新加坡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導的。這就提出了政府要“親商”的問題。就是說，政府要為商人和資本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讓他們發揮很大的作用，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新加坡的工業園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多年來，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資方面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如果沒有新加坡政府的“親商”政策導向，新加坡不會有今天的建設成就。
但是，“親商”和發展本身不是目的，它們的目的是“親民”。就是說，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務方面是很多民主國家所不能相比的。要長期執政就必須為社會提供服務。“親商”為服務型政府提供了經濟基礎。很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想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實現過，例如“居者有其屋”，但在新加坡實現了。實際上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樣能夠解決普通人民的居住問題的。很多國家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包括民主國家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從中國來新加坡考察的很多人總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看成是救濟窮人的。這是很大的一個誤解。新加坡的大多數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產階級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國政策。建國以來，政府圍繞著住房這個平臺出臺了一系列建設和諧社會的政策，包括社區、醫療衛生、公共安全、環保和教育等等。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處理經濟危機的方式。每次經濟危機到來時，政府必須考慮到資方和工人的利益，在兩者之間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幫助資方度過危機，因為一旦資方發生危機，工人的就業就會發生問題。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政府補貼資方，目的是為了資方不會任意解雇工人。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遺余力地幫助工人。政府不會毫無目標地給窮人發錢，而是給他們提供各種再就業培訓和提供就業機會。
民主的本質是競爭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著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并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說，只有多黨競爭，選民才會有理性的選擇，因為不同政黨提出不同的政策，選民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間作一理性選擇。但這個假定可能并不能符合事實。假如兩個候選人，都是“爛蘋果”，那么選哪個都無所謂。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這種傾向，幾個候選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認為這些都是“爛蘋果”，所以投票率就會比較低。根據我的觀察，新加坡的體制有一個好處，就是將“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人民行動黨要保證，先要選拔出幾個“好蘋果”，再讓老百姓投票來選舉。選拔是中國傳統的東西，而選舉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夠把兩者結合得很好。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后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很多人以為民主就是多黨競爭，這并不確定。民主的本質是競爭，而不是政黨的數量。在日本，在很長時間里，自民黨內的派系競爭(這是自民黨的黨內民主)，其重要性遠遠超過黨與黨之間的競爭。這種黨內競爭就是選拔，非常重要。特別是一黨執政制度，黨內的競爭就變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黨，黨內的精英妥協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競爭。當然，最理想的是黨內投票。這種投票，可以是全體黨員投票，也可以是間接投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也是黨內各種勢力競爭的結果，最后讓老百姓去投票選擇。英國的政黨候選人的提名更是通過了變相的“選拔”制度。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領袖的作用
如果美國沒有華盛頓，會不會嘗試君主制？這是人們經常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國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總體上，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憲政跟華人文化傳統，結合得非常好的一個典型。
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在強人政治下，就往往沒有政治競爭，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強人。不一樣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觀、政策，轉換成一套制度，將執政黨的建設、反腐敗制度都建立起來了。李光耀學法律，他知道要長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轉化成為制度。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么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 的 判 斷 是 ，在“ 后 李 光 耀 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鑒真和尚：公元7至9世紀，唐代時期的中國正處于封建制的繁榮昌盛階段制度，而東瀛日本則處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社會變革時期。中國完備的典章制度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對新興的日本具有強大的魅力。日本人認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條）因此，以大唐帝國為榜樣，激勵著好學的日本人，不畏艱險，乘波西來，先后來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來到中國。這些留學生和學問僧為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現了阿倍仲麻呂西來，鑒真東渡的的佳話。鑒真是揚州的著名高僧，擔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學，深諳戒法，在江淮民間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寶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聘請，東渡日本，去設立戒壇，宣揚律學，以肅整教綱。從此以后，在12年的歲月中，鑒真等人胸懷大志，歷經艱辛，屢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敗，直到天寶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鑒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傳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鑒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人文化的精華帶到日本，為傳播中日人民的友誼種子作出重大貢獻，至今仍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懷念和尊崇．
鄭和： 本姓馬，小字三保，明云南人。成祖時為太監，賜姓鄭，航海至南洋、印度、波斯、非洲東岸等處，開中外交通最遠的航路，宣揚威德， 助馬來西亞建國，海外諸國爭來朝貢。時人稱為三保太監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盛事。
在公元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這段短暫的時間，總兵太監鄭和所指揮的寶船船隊，七次英雄式的遠航，遍及了中國海與印度洋，從臺灣到波斯灣，并遠及中國人心目中的黃金國--非洲。雖然中國從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歐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歐洲這個「遠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對他們來說，缺乏吸引力。在這三十年之中，外國的貨品、藥物與地理知識，以空前的速度輸入中國；相對地，中國也在整個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間和影響力。當時世界的一半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