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年簽署了框架文件，在簽署框架文件之后，我們就開始了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應該說現在還在談判過程當中。但是我們在正式地完成談判之前，我們還開始了早期收獲計劃。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合作就得來點實惠，那么就要先撿最能受益的蔬菜、水果先開放。自愿參加，大多數東盟國家已經參加，同時我們還開展了小區域的合作，還簽署了《農業合作框架文件》，所以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我想還是要等談判結束，才能正式開始。同時物品貿易談判之后，還要談服務貿易，還要談投資，所以這個過程我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主持人：
我注意到在這次“世界華人論壇”上，陳江和先生您在這個發言當中也提到說，在我看來，于情于理位于東南亞的華商都應該說是自由貿易區建設健全中的先鋒力量，這是什么意思呢？
陳江和（新加坡金鷹國際集團主席）：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說，身為有中國人的血統，在東南一帶對當地的文化比較了解，還有作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也比較了解，所以我有兩種文化的背景，所以大家在互相往來溝通方面，在貿易的出境方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避免了在貿易出境溝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理解雙方的立場，怎么樣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東南亞的華商，在當地長期地建立很好的人際關系，所以對促進中國跟東盟的資源貿易區方面，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
那么您指的這個“情”和“理”分別是什么呢？
陳江和：
于情于理。“于情”方面我們是有血緣的傳統。“于理”方面我們在商言商，在言商方面，我們就講這個利益。
主持人：
他要有錢賺。
陳江和：
因為有錢賺，還是于情于理，我們[平常在講，中國就是我們的“生父”，東南亞這些國家對我們身為華商的人，就是我們的“養父”。那么怎么樣把“生父”和“養父”的關系保持良好，也是我們作為華商必須要執行的一個義務。
主持人：
那張先生您覺得中國和東盟這種經貿方面合作，對于這種東南亞華人、華商的經濟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影響？
張蘊嶺（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
因為華商應該說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商業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一個，另一個就是華人企業的網絡，他們有著非常好的網絡。一個方面是在東南亞市場上的，另一個還有東南亞他們在歐美，在其他一些地區的這樣一種企業網絡，所以這樣在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什么叫“自由貿易區” 就是兩個含義，一個就是我們開放市場，另一個就是我們的法規體制，通過制度化的安排更加一致。也就是說，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更加方便，成本更低，障礙更少。所以如果說因為這么一個大環境之下作為華商，他們一個是實力，另一個就是網絡。我想這個方面他們都可以起著一個很特殊的作用。
一個特殊作用就是，他們可以發揮他們的力量，比如說加強和中國的生意交往，進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我們國內的企業進入東南亞市場，他們又是一個“媒介”，也是一個“橋梁”，我有時候還說他們還是一個“潤滑劑”。就是說有一些事情你不了解，通過他們交流起來更方便。但是畢竟這是說，我們東南亞的華人他們都是當地居民，是印尼人、是馬來西亞人、是新加坡人、是泰國人，但是畢竟與我們有這種血緣、文化、語言各個方面的一些聯系，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和特殊優勢，就是你了解我也幫助我了解她，在這方面這是別的所不具備的。
主持人：
不過我也注意到，陳先生也提到了一點，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并不是簡單地意味著天上掉餡餅的這種機會。
陳江和：
就像張教授講的，因為東盟本身10個國家里面，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還有不同的文化。他本身里面所產生的矛盾，把東盟10個國家里面，可以跟中國來對話，這是非常長的過程。剛才我和張教授在節目開始前，大約交談了一下。他本身也經歷過了非常漫長的談判，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挑戰還是有的。
張蘊嶺：
我想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就是，雙方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談判的過程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他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一些安排，涉及到法律、規定、標準，這個是一個接軌的過程。
另一個就是落實，你有了法規之后怎么樣落實，怎么樣來真正的落實。按照我們的規程來落實，這個恐怕對雙方，第一，需要時間，也遇到了各種困難，但是同時也是一個提升的過程。通過這樣一個過程大家都得到提升。
主持人：
那么，就這個問題在這次論壇上，我們的記者也采訪了不少的華商，我們也來聽一聽他們是怎么說的。
林文鏡（印尼華商）：
東盟現在有很多在國外的華僑，力量也很大。他們對中國的經濟貿易起了很大的橋梁作用，那么作為指導，幫助祖國，把祖國的經濟跟東盟友好聯系，是最好的橋梁，最好的一個關系人。希望我們中國政府能夠好好利用東盟的華僑力量。
黃鴻年（新加坡華商）：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在目前在外資大量涌進中國的時候，提出的戰略，意義很重要。但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要以中國為主戰場，不能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走出去要有戰略眼光來看，不要在我們內部形成惡性競爭，大家還要互相合作。
主持人：
在采訪當中有很多華商也反映說中國企業到東南亞去投資的情況并不多，您覺得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張蘊嶺：
一個就是說，我們走出去的戰略隨著我們經濟發展的階段，應該說他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的企業首先一步是在國內改革開放中逐步的發展，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現在據一些統計，我們總量在對外投資大概有三百多億。從去年我們到東南亞的投資大概有兩個多億，應該說增長還是比較快的，總量大概十幾億。所以只是一個剛剛起步的階段，就是從我們發展階段來說。
另一個，一個企業到國外投資，它動機不一樣。比如說最基本的動機是尋找原料，這方面我們需求現在看來是增強了。所以最近幾年我們對石油、原材料、礦產資源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另一個，就是尋求市場，我們這過盛了，設備國內需求減少了，那我們要到外面去開拓市場。用經濟學的理論就是，延長產品的生命周期，讓它再延長一些。另一個就是突破當地的一些障礙，你進到那個地方去。這樣的一些過程，我想應該說剛剛開始，另一個方面還要配套。比如說你要籌資，要融資，這牽扯到我們的金融改革。比如說我們的外匯管理比較嚴，像最近我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促進，能夠資本對外流動，這放寬了好多，這方面可能就有利于我們的企業對外投資的籌資。所以他有一系列的配套條件。再一個就是還有一個實際需求，應該說現在我們的條件正在逐步的改善，而且它的需求也在逐步的增長。如果要選擇的話，一般來說東南亞國家應該說是我們第一個可以選擇的。
主持人：
應該說是首選之地。
張蘊嶺：
應該說在一些方面是首選之地
主持人：
那么陳先生，您覺得東南亞方面有那些吸引力，你有沒有和中國的企業有合作的意向，然后幫助他們在東南亞投資。
陳江和：
剛才張教授談起中國企業走出去是近幾年的歷史。第一個動機主要是資源。第二個是開發市場，把產品周期延長。這個資源方面其實東南亞資源在中國中歐經濟發展這么紅火之下，對資源的信心非常大。當然最近的機遇是東南亞，對這一點我還是贊成張教授的意見。接下來東南亞的東盟華商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當你找到適合的當地華商，大家互相合作會省掉不少的時間、金錢和財力。比如說人地生疏，你不知道要跟哪一個政府部門打交道，或者說語言溝通方面的種種問題。所以這個東盟的華商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說東南亞的能源，在能源方面中國現在需求就非常大。我們不能說無止境從中東過來，東南亞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那么利用東南亞華商，在當地的網絡可以把這個資源——能源引進來中國，進一步跟中國的企業大家互相合作。這個我看華商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主持人：
您也提到，其實關鍵是找到一個正確的合作的渠道。
陳江和：
對。
主持人：
當然這個合作是有來有往了，既有這個中國的企業到東南亞去投資，作為您這種華商，也有這種意向到中國來投資。但是相關的數據統計，好像也是東南亞到中國投資的一些中小企業成功的并不多。
張蘊嶺：
我們看到像韓國，他的中小企業進來之后，成功的比例就相對高一些。但他主要是定位，定位的是什么呢？利用中國的低勞動成本，然后有一定的技術價值，這樣有一定的技術價值，加上中國的低成本，所以他又返銷出口的比例比較高，他就容易成功。但是往往有一些光看到中國落后的一面。他不帶來技術，光利用中國的低成本。那么有一些就難成功。還有一個就是說，對當地的結合，怎么來結合。你光孤立地，就像剛才陳先生說的，你到一個很生的地方，你想一下完全靠自己成功。比如說，中國新加坡的數據園區，開始也遇到一些問題，很多問題就出于對中國的不了解。
主持人：
那么陳先生對這一點可能是深有體會，不知道您在中國有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準確的定位。
陳江和：
這個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找個適當的地區來投資也是非常重要的。每個地方的投資環境，這個陣勢都不一樣。還有的就是說，我們一向來東盟的東南亞華商，在當地有一貫的做法，有時候認為中國可能從前比較落后，什么東西，所以這個算盤打錯了，其實中國這個市場競爭性是很大的。我們是利用在東南亞資源的優勢，我們主要是在木材、紙漿、紙張、能源、天然氣方面，還有棕櫚油。很多都是在國內的資源，所以來中國開發這個市場，建成世界級的制造基地，以中國為基地的出口在世界各國。這個應該是運作的模式。定位就是說，以中國國內本身的市場，利用很大的制造基地。那么就是前可攻，退可守，就是說國內有大的市場，還可以再出口。
主持人：
在東南亞好像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和東南亞生產的這個產品在爭奪國際市場。而且在吸引外資方面，中國是東南亞的競爭對手。不知道張先生您對這個這種觀點怎么看？
張蘊嶺：
我們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就是說一方面就是說中國東南亞總體來說，互補性還是比較強的，這個結構我想會保持相當一段時間。但是同時在某些產品方面，比如說一些紡織品，還有甚至一些電氣產品、電訊都有一些的競爭度，但是我們談的問題主要還是說在美國市場上。但是我們另一項研究是就證明，就是說在美國市場和東南亞的紡織品的份額，并沒有大的下降，但有一些下降，中國也下降，因為是北美自由貿易區。墨西哥的增長替代了非成員國的這樣一種因素，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從投資的情況來看，我也不同意這個觀點，好像資金跑到中國來了，沒跑到東南亞。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前，資金是跑到東南亞的多于中國的。金融危機以后呢，跑到中國的確實多了，那么主要還是東南亞整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如果隨著東南亞經濟的恢復、改善，特別是中國東盟資源貿易區，這樣一種建立，就是中國東盟變成一個大的市場了。那么在哪投資，他就是選擇哪個地方更有利的。所以這樣一種情況會有改善，所以來中國的投資，不是因為中國把他吸引住了，而是在投資選擇上因為那里的環境改變了，所以中國相比來說更好了一些。在一個是中國的特殊優勢，比如說人口多、潛力大、國內市場的容量比較大等等。所以我想這個問題要比較客觀全面地看，不是因為說中國發展了，好像東南亞就沒有機會了，中國發展就對東南亞的發展造成了一個很負面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向中國來的投資，進來的很多，反而造成了一個很有利的局面，為什么呢？現在這個新的局面就是我們叫網絡型的這樣一種分工結構。在中國的投資增加了，促進了中國從東南亞的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