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絲路干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了。
絲綢之路上的古驛站遺址.唐代�盤陀遺址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歷史意義 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后傳來中國，并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產生了影響。絲綢之路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商隊圖，描繪了唐代中外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
新疆產業結構演進機理
新疆地區產業形成、發展及其結構演進,受到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稟賦條件,塑造了新疆地區產業結構的宏觀背景和發展基礎;陸疆邊境的區位條件,使得新疆地區三次產業的發展演變,與我國中東部地區存在明顯差異。另外,社會環境與地區產業政策,也顯著影響著三次產業演進方向。
自然環境和資源稟賦形成約束條件
獨特的氣候特征使得農業始終是新疆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深處內陸地區,受到高山阻隔,濕潤的海洋氣流難以進入,形成了極為干燥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光熱資源十分豐富,氣溫日較差大,適宜于棉花、甜菜、特色林果等農產品的生長。豐富的光熱資源顯著加強了植物的光合作用,特別是對棉花等喜光農作物的生長、發育具有良好的作用。氣溫日較差大,有利于瓜果等有機作物積累碳水化合物,形成較高的甜度。新疆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孕育了豐富而多樣的生物資源和農作物品種資源,葡萄、大棗、香梨、巴旦木、枸杞,以及加工番茄、哈密瓜等都具有鮮明的地區特色和競爭優勢。 新疆地區礦產資源豐富,具有良好的礦產開采和加工業基礎,為第二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源基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都是新疆地區的優勢礦產,具有較好的開發前景。
進入全面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在新疆經濟中的比重躍居首位,其產業優勢呈現擴大趨勢。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以及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都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另外,輕重失衡是長期困擾新疆工業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內消費品市場需求迅速擴張,輕重工業結構在1980年代曾出現了輕型化的趨勢,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及國家投資政策的明 顯傾斜,新疆工業發展再次出現了重工業化趨勢 。 內部結構欠佳,資源開發利用低效,導致新疆地區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進而制約了第一、第二產業的增長。新疆第三產業在經歷了1978年和1992年兩個局部躍遷之后,近些年來發展較為平緩。從第三產業內部構成來看,傳統的批發貿易和餐飲業、運輸倉儲和郵電業占據較大份額,而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等新興行業的增加值相對較低。作為我國面積最大的自治區和古絲綢之路的要道,新疆擁有異彩紛呈的自然旅游資源和風格迥異的人文旅游資源。然而,新疆豐富的旅游資源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特別是與我國發達地區相比,旅游業發展還處于相對落后狀態。
2.特殊區位條件制約產業發展
一方面,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地,是我國面向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開放的橋頭堡。另一方面,新疆境內幅員遼闊,遠離內地經濟腹地,區內和區外的運輸距離較長,交通建設資金投入不足,基礎設施條件有待改善,運輸結構欠佳,造成各種工農業產品運輸成本高,降低了產品市場競爭能力,抑制了新疆資源優勢的發揮和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
外部環境顯著影響產業結構演進過程 我國產業發展策略作為新疆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對新疆產業結構研究過程具有一定影響。人口的快速增長和農業機械化程度的不斷加快,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增加,而現階段的城市化水平還不足以創造相匹配的就業空間,使得第一產業產出效率低下,從就業產業結構偏離度等相關指標可以明顯發現這一情況。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策略,超前發展重工業,產業結構出現失調;為應對農副產品等生活資料缺乏的不利局面,做出農輕重發展序列的調整。上世紀70年代,我國迅速跨入以機械工業為代表的加工工業階段,產業結構在80年代再度出現重型化趨勢。與此同時,第三產業雖然在政策推動下,獲得躍遷式進步,但由于起點較低和制度性障礙,發展相對緩慢。2008年,新疆地區三次產業比例為16.4:49.7:33.9;重工業增加值約為輕工業增加值的11倍,結構調整仍需進一步調整。而且,這種由于歷史時期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三次產業結構,對于現在和未來的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無疑是一種剛性約束和巨大挑戰。
3.產業政策是新疆地區產業結構演進的風向標
對外開放的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順利開展,以及沿邊開放和援疆戰略的深入進行,都對新疆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產生了重大影響。從1978年開始,新疆第三產業增速顯著提升。1992年是新疆產業結構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產業結構處于波動狀態,尤其是第一、第二產業比重交替上升;而在1992年之后,第一產業比重迅速下降,第二產業比重躍居首位,從而形成了"二、三、一"的產業格局。在世 紀之交,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了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區域經濟發展,新疆地區的第二產業增速明顯加快。上世紀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由沿海向沿江、沿邊地區的推進,援疆政策的逐步實施,新疆地區的區位優勢得以發揮,作為泛歐經濟區、亞太經濟圈的結合部,新疆地區第三產業實現快速飛躍。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