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所占的比例逐步提高，稀有蔬菜等一批高檔的時尚蔬菜開始進入市場，并有逐步發展的趨勢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實行蔬菜產品分級整理、凈化包裝，開始推行“凈菜上市”
為提高蔬菜產品的食用安全性，進入90年代后，農業部成立了“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明確了無公害蔬菜的標準
目前，全國累計有5大類630余種產品獲得“綠色食品”標志使用權，其中蔬菜及其加工品種約有近50種
(4)采后貯藏與保鮮
科技人員加強了蔬菜產后貯藏和保鮮技術的研究，使中國蔬菜產品開始向工業食品方向延伸
一批多維菜汁、蔬菜脆片、脫水菜、速凍方便菜等也開始投放市場，適應了人們生活節奏逐步加快的需求
(5)加工蔬菜的出口
蔬菜加工出口雖然處于起步階段，但已顯示出這一產業的強大生命力
近幾年，蔬菜出口的效益遠遠高于國內銷售，如北京向新加坡出口大白菜價格達2
5元／kg，仍然供不應求
據初步預算，蔬菜出口效益在正常情況下比在國內銷售高出50％以上，有的要高出4-5倍，今后蔬菜出口有3個增長點：一是速凍菜，二是真空保鮮菜，三是保健型蔬菜，這也是蔬菜出口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21世紀是中國蔬菜產業走向產業化、設施化、現代化、集約化、優質化、綠色化的世紀
一個將產前、產中、產后及生產、加工、銷售連結成一個整體的蔬菜產業化高潮正在中國興起，前途廣闊
《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貿易關系、潛力及合作模式選擇(農產品貿易視角)》內容簡介：發展中國家農產品貿易并未取得像其工業品那樣迅猛的增長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農業的發展，而這主要是由種類繁多的農產品貿易及非貿易壁壘所導致的。農產品貿易壁壘是致使發展中國家農村發展緩慢、減少貧困計劃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如何通過擴大農產品貿易，刺激農產品出口需求從而拉動農村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通過建立各種優惠的經貿安排，尋求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也已成為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選擇。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要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就必須團結起來，實現南南合作。另外，農產品中有很多產品是工業原料，在我國農業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同時，也應該積極參與區域分工與合作，力圖利用貿易手段解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源約束。
中國與東盟近年來加快了區域經濟合作步伐。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決定在未來10年內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在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就正式簽署了《中國一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標志著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進程正式啟動，兩大區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經濟利益上的沖突集中體現在農產品上。農業和農產品問題，一直是東亞經濟體自由貿易區談判中過不去的坎。但是，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框架下，雙方都把農業確定為五大重點合作的領域之一，農業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始終是中國與東盟開展合作的重點。
中國與東盟同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和層次，因而雙邊貿易關系可能以競爭性為主。但是，對于農業和農產品來說，其生產和貿易結構受氣候影響比較大，中國的國土主要處于溫帶，而東盟國家基本上處于熱帶，這一農業氣候差異導致雙方在資源稟賦方面的差異，從而出現了農產品結構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本文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和貿易互補性指數驗證了上述的假說，并且列出了中國與東盟現階段處于競爭、互補貿易關系農產品的種類。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產品相似性小于市場相似性，出口產品的差異造成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性為主。另外，中國與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小于各自的總體水平，說明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形式是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為主，兩者之間的貿易主要是互通有無、互補余缺為主的貿易。
在互補貿易關系的前提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農產品潛力應該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文章利用引力模型估計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流量的決定因素，并且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潛力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已經出現了“過度貿易”，而中國與菲律賓和新加坡農產品貿易仍然表現為“貿易不足”。
另外，在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市場機制條件下，互補的貿易關系應該能夠促使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額朝著穩定和持續增長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額卻沒有呈現預期中的發展趨勢，而是存在很大程度的波動。兩個國家或者區域之間貿易量的波動可以由進口需求效應、結構效應以及競爭力效應三個因素加以解釋。中國和東盟農產品總進口的增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兩者雙邊貿易的波動；另外，從出口結構調整來看，雖然中國調整農產品出口結構以適應進口需求變化的能力得到了較大的提升，但是中國對東盟進口農產品結構變化的反應度要明顯低于東盟國家對中國進口變化的反應程度；從農產品競爭力變化來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初級產品的競爭力正在逐步喪失，而東盟國家在此類產品中仍然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中國農產品比較優勢的下滑直接導致了農產品競爭力的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響了中國出口到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額的增長。為了實證分析三類效應（因素）對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的影響程度，本文利用了CMS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對東盟的農產品出口額增長波動主要是受東盟國家進口需求因素的影響；而結構因素是次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金額增長波動也主要受中國進口需求的影響，但是東盟國家的農產品競爭力是影響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多少的次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波動主要是受總進口需求的影響。而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削減關稅，最終實現雙邊的自由貿易將在很大程度上產生貿易創造效應，也即通過促進區域分工與合作，從而對各自總農產品進口需求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而，本文認為：加強農業領域的合作是緩解中國與東盟農產品波動，促進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最根本和關鍵的途徑。從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認為：目前中國政府積極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往來和合作，推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并且把農業確定為新世紀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五大重點領域之一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區域經濟合作的貿易促進效應直接與合作各方的貿易互補程度成反比，而和貿易保護程度成正比。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性為主，而且兩者之間現有的農產品貿易保護程度很低，因此，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農產品貿易創造效應不是很明顯，從這一點考慮把農業高保護程度的日本和韓國排除在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東亞自由貿易區所應該有的對農產品的貿易促進效應。排除了亞洲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而建立起來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對經濟和貿易的促進作用不是很明顯，也就是說存在理論上的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缺陷。因此，本文積極主張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同時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即“10+3”模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現在的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10+1”模式。
最后，基于中國與東盟的具體情況，本文提出了三個可能的合作的領域：糧食生產與貿易、熱帶農業產業合作以及農業領域的投資合作。在新形勢下，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主要靠市場的方法，加大糧食的進口比例和幅度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之一。東盟國家是比較可靠的糧食進口來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