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因此導致國有企業既沒有外在的壓力，同時又沒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這一切都從根本上 決定 了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能力、動力及壓力，從而自然會導致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低下。
（四）在本國企業競爭力低下的情況下，政府也難以完全實現進口的自由化。
由于傳統的產權制度導致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競爭力低下，產品生產成本過高且質量較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現進口貿易的自由化，則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就有可能因無法同國外企業競爭而面臨破產倒閉的命運。這樣，政府就不得不對進口實行事實上的管制政策，以保護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可見，中國對進口進行管制的實質是為了保護國內的國有企業，保護傳統的產權制度。
總之，以上分析充分證明：阻礙中國對外 貿易自由化 及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產權制度的限制。
三、產權改革與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為真正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國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我們應進行實現財產權分散化的制度改革，從而使我國的微觀經濟主體都成為真正擁有獨立財產的所有者或產權主體，并 規定 各所有者的財產權利一律平等。
進行這種實現財產權分散化，并 規定 各所有者財產權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將會自然創造出眾多真正擁有完全財產權利（包括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和對外投資活動的財產權利）及經濟決策權的市場主體或企業，（注：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企業組織形式將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質的不同而劃分為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而只按所有者對企業經管所承擔的財產責任的不同而劃分為獨資，合伙企業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且所有的企業都將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競爭。在這個基礎上，就不會再存在什么“私營企業”的特殊問題。）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完全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認為的合適方式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自由投資。（注：這意味著，我國的企業是否應成為集科研開發、生產、投資、貿易、 金融 為一身的綜合商社或大型企業集團應完全由企業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由自己決定，政府不應人為地代替市場主體設計企業發展模式。）同時，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所有市場主體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環境，因此，以保護人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為基本職責的政府未經法律授權就不能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隨意進行人為的干預，否則就是侵犯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這意味著，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政府將不能再運用行政權力直接組織或壟斷經濟活動（包括進出口貿易活動）。可見，進行財產權分散化的產權改革將會自然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或自由化，并實現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的一體化經營（即國內企業可以同時自由地從事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
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可以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這就意味著將自動撤除國內生產企業同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從而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以便靈敏地根據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而且，由于我國的所有企業都是完全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我國的企業既必須完全獨立地承擔出口虧損的財產責任，同時又可以完全獨立地獲得出口盈利所帶來的好處，顯然，這種完全自負盈虧的企業將真正具有內在的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生產及進出口貿易活動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產經營或進出口決策，以便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和自己的比較優勢出口機會成本最低的產品，而進口機會成本最高的產品，即為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而出口，為利用別國的比較優勢而進口，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實現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而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的企業會真正具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完全根據國內外價格體系的差異以及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不斷地比較產品的生產成本及國際市場上的消費者愿意支付或能夠支付的價格，并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盡力以最低的機會成本生產國際市場最需要，因而價格及質量最高的產品，從而使我國的產品真正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由于產權改革將使我國的所有企業必須真正由自己承擔虧損的財產責任，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就會有真正的內在壓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以避免虧損。另一方面，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出眾多相互公平競爭的企業，這樣，我國的企業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場壓力通過不斷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過降低產品的價格來擴大市場份額，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而且，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人們對開發技術所形成的財產擁有所有權，這樣，人們也會有真正的內在動力為積累財富而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在這個基礎上，我國的技術就自然會不斷進步，這樣，我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就自然會不斷增長，從而將根本改變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較低的問題。
最后，由于產權改革將使我國微觀經濟主體的國際競爭實力不斷提高，因此，這就為我國真正實現進口自由化奠定基礎。而進口的自由化將有利于直接引進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機制，打破壟斷，同時這還有利于直接引進能反映國際供求關系的國際市物價格，使國際市物價格信號成為國內資源配置的指示器，從而改善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
總之，只有產權改革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自由化，才能使中國人均出口額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長，并真正提高中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從而最終真正使中國成為世界貿易及經濟強國
正像中國自古以來就走著一條與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樣，當中國告別古代邁步進入近代的時候，也走上了別具一格的獨特路徑。為了把握中國近代的社會結構及其特征，必須客觀而冷靜地把握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一、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與在自身單一矛盾的運動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情形不同，中國在與古代揖別之時，面臨著雙重危機：內部危機和外部危機。中國正是在這雙重危機（亦即雙重矛盾）的交叉作用中開始邁向近代的。因而，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要比理解西方復雜和困難得多。
我們先來討論封建中國末世的內部危機。
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處在對立統一的矛盾斗爭之中，形成和激化這一矛盾的最本質的經濟根源乃是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地主階級利用手中權力不斷大搞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即是貧富的兩極分化，加深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階級矛盾，從而導致廣大農民以革命戰爭的方式迫使封建統治進行新的調整。明清以降，各地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正是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每次起義都直接地打擊封建統治，極大地沖擊了封建土地制度，促進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與農民起義間接相呼應的，明清以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了封建自然經濟的分解，并對封建專制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危機。
但是，這種分解與封建經濟乃至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不相容，必然會遭受到封建統治的抑制和壓迫。所謂禁榷制度、土貢制度和官工業制度，正是中國歷代行之有效的抑商政策的三大支柱（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下）：《抑商政策的產生根源，貫徹抑商政策的三項制度及其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嚴重地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萌芽長久地停留在僅僅是萌芽因素的階段上，而不能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點得到茁壯成長，走向高級的經濟形態。
總之，一方面，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與廣大農民階級失去生產資料，導致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另一方面，代表封建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與日益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又互相抵觸和沖突。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筑——封建專制主義，又運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行政的強制或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殘酷地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阻止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使中國社會永久地停滯在封建主義范疇之內。很明顯，不打碎封建專制主義這個桎梏，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
從歷史哲學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把上述種種危機（例如土地危機、自然經濟分解危機等）概括為中國社會如何擺脫進入封建社會以來長期停滯狀態而獲得的新的發展這么一個問題，這個停滯與發展的矛盾如此尖銳地沖突著：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以其固有的調節機制，發揮著它的自控能力，使其周而復始地停留在封建主義的歷史之內；另方面，這種歷史的循環往復卻并不能從長遠意義上解決土地危機進而解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固有矛盾，同時又不能使符合歷史方向的商品經濟獲得迅速成長，從而中國社會通過各種危機并且是這些危機的不斷加深，表示著一種必須實現歷史突破的力量。以停滯為其總體表征的矛盾沖突使中國封建社會末世處在異常深刻的危機之中。
當中國社會正在尋求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擺脫內部危機、推翻封建王朝腐朽統治的時候，中國又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外部危機日益嚴重，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中。
鴉片戰爭前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淫威和侵略面前，中國政府站在主權國家的立場上對之進行武力抵抗是無可非議的。為了保障國家主權，清朝當局相應采取和制定的一系列對外國商人活動的限制政策，無疑也是正當的。因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有權利在對外貿易中采取什么樣的具體政策和辦法。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雖然在抵御外強的斗爭中從下層到上層，都曾發揮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作為封建落后生產關系總代表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可能將抵抗外侮的自衛方針貫徹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對侵略與發展本國經濟進而克服自身的遲滯狀態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全部目的，卻在于維護和捍衛歷經千年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系。從本質上說中國封建王朝對西方殖民者也并不是從根本上加以反對，這從受賄將澳門作其居留地、與西班牙人共剿中國海盜，同荷蘭人共同對付鄭成功的軍隊等已略窺一斑。所以，與其說清王朝曾經抵御過外侮侵略，倒不如說這個王朝在竭盡全力對封建經濟、政治乃至整個封建秩序的自保。而一旦當在這一根本點上與西方侵略者有可溝通之處時，它的所謂抵御政策便立即會轉變為投降和出賣的方針。例如當清政府要鎮壓人民時，便立即與外強勾結起來。他們雖然也屢次訂過一系列海禁政策和其它限制外商政策，但一當他們獲得賄賂，便即刻自行破壞之。而當他們在抵制鴉片走私的斗爭中失敗時，便又屈辱地與外強簽訂了《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買主權，盡投降之能事。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了，清王朝在本質上是靠不住的，他們為自保而反外強，為自保而媚外強。在這里，自保是目的，對外強究竟是“反”還是“媚”，要圍繞自保這個軸心而變換。
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目的，卻并不是為了封建帝國恒之長久，而是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使“東方服從于西方”。然而，西方殖民者從侵略的教訓中也得到啟發，僅用硬的一套辦法行不通的。于是，他們采取了又打又拉的辦法，“打”是為了讓清政府屈從，“拉”是為了讓其就范，總歸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國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西方殖民者的意向與清王朝的利益尖銳地矛盾著、沖突著。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從侵華的實踐中，感到控制中國使其屈從并非易事，需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于是當請政府為了鎮壓人民反抗，平息內亂，需要他們助一臂之力時，這些外強也就很快地與之握手言歡了。但是，策略和手段畢竟與本質不是一回事。從根本上說，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會的立場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立場堅決地否定封建主義中國的，它的目的，是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強與滿清在本質上便不相一致，兩者這種既相矛盾又相聯系的狀況在對待人民大眾的問題上卻獲得了一致：外強要征服中國，實質上即是對中國人民的征服，這使西方殖民者與中國人民對立了起來：清王朝為了轉嫁危機也必須將矛頭集中在他們歷來鎮壓的對象——人民身上。于是，西方侵略者的東來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