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度達15.1%，比2000年提高9個百分點。
招商引資成績顯著。5年來，全市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161家，直接利用外資5.1億美元，比“九五”時期增長1.7倍，年均增長34.4%。引進吸納內資122億元，為“九五”時期的3.3倍。外商投資企業入庫稅收貢獻率連年提高，2005年達到2.2億元，為2000年的4.7倍。引進戰略投資伙伴邁出可喜步伐，5年共引進跨國集團、國內500強企業16家。
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取得進步。已有9家市內企業在亞洲、歐洲、非洲等9個國家和地區實現投資。成功舉辦兩屆中德（湘潭）環境管理暨企業合作大會和中國（湘潭）齊白石國際文化藝術節等大型活動，提高了湘潭的知名度和城市影響力。
旅游業獲得長足發展。2005年，全市共接待國內外旅游者626.66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26.72億元，分別比2000年增長1.52倍和2.8倍。紅色旅游、綠色山水旅游、歷史文化旅游三大板塊構筑了我市旅游產品的大框架，特別是紅色旅游在全國首屈一指。
不平等的條約：
辛丑條約、中俄密約、馬關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黃埔條約、望廈條約 、虎門條約、南京條約。割讓土地、被侵略者剝奪財富。
2017年全年德國貨物貿易繼續增長態勢，據歐盟統計局統計，德國貨物進出口額為26159.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長9.5%。其中，出口14488.0億美元，增長8.6%；進口11671.6億美元，增長10.6%。貿易順差2816.4億美元，增長0.9%。
2017年中德雙邊貿易額為1805.7億美元，增長11.2%。其中，德國對中國出口988.0億美元，增長16.2%，占德國出口總額的6.8%，提高0.4個百分點；德國自中國進口817.7億美元，增長5.7%，占德國進口總額的7.0%，降低0.3個百分點。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順差為170.4億美元，增長121.4%。中國為德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
1930年在1933年，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東部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滿洲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于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于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于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系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和約中關于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中日沖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責。
滿洲國成立后，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系。由于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系。 1933年1月30日，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近東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并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砂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并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于優秀的軍官團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于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于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后，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幾乎滿足了德國的全部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其他任何產品。
意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向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并締結了一份類似于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國內的影響范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朔爾茨上任以來首次訪華，也是德國總理時隔三年多再次來到中國，此行還將有12名德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各領域商界代表團。
10月11日，中德建交50周年。中德經貿合作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至2021年，中國已經連續6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近幾十年來，中國對德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急劇上升。中國自2016年以來一直是德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伙伴，自2015年以來一直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
中德貿易和投資關系如何駛入快車道？哪些商品連接起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兩國在哪些貿易領域持續深入？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透過數據解析中德貿易及投資全景圖譜。
1.中國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
2021年中德進出口總額2453億美元
占中國與歐洲進出口總額19.9%
對于朔爾茨訪華，德國工商總會總干事長馬丁·萬斯萊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朔爾茨訪問中國是正確的，脫離中國將導致德國失去繁榮。
2021年，中國在歐洲的進出口總額中，近五分之一都來自德國。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德貿易往來不斷加深，雙邊貿易總額大幅增長。自2012年以來，德國就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2021年中德進出口總額創新高，達2453億美元，占中國與歐洲進出口總額的19.9%。
中國已經連續6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2021年中德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比2020年增長15.1%。在德國進口貿易中，中國的重要性也在穩步上升。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是德國最大進口來源國，進口貨物額達1424億歐元，同比增長20.8%。同時，中國也是德國第二大出口國，出口貨物額達1037億歐元，僅次于美國。
德國聯邦統計局4月4日發布數據，2021年德國海運集裝箱吞吐量為1480萬標箱，比2020年高5.9%，但比2019年低1.5%。中國是德國最大的集裝箱海運貿易伙伴，兩國集裝箱交易總量為310萬個標箱，占德國海運集裝箱吞吐總量的20.7%。
2.中德貿易往來“三大件”
哪些商品連接起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梳理數據發現，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光學儀器成為中德貿易往來的主要商品。
2021年，德國出口中國汽車商品額達265.86億歐元，成為出口中國最多的商品。中國的電氣設備受到德國市場的歡迎，2021年共有價值432.70億歐元的電氣設備進入德國。
3.中德雙向投資存量超550億美元
數據顯示，2020年底，德國累計對華投資364.1億美元，是歐盟成員中對中國投資額最多的國家。2016年至2021年，在中國投資來源前15的國家或地區中，德國始終位列其中。2020年德國在華新設企業數量466家，累計設立11300家企業。
今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的投資仍在持續增長。據商務部最新數據，2022年前八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84.1億美元，其中德國對華投資增長30.3%。
近年來，中國企業也在持續加大在德國的投資，中國是對德投資三大重要來源國之一。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在德投資項目149個，數量連續兩年位居投資來源國第三位，涉及機械制造與設備、汽車、消費品與食品、通信技術與軟件等領域。
2020年，中國在德國投資170個項目，成為在德投資數量第三名的國家。直接投資流量有所上升，總計達18.3億美元。2021年，中國投資項目數量雖有所下降，但在德投資項目數位仍穩居第三。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分析，可能是由于疫情期間德國與亞洲之間的商務旅行大幅減少，從而導致投資數量有所下降。
中德兩國之間經濟互補性強，吸引中國投資者的主要是德國機械制造與設備業、汽車業、消費品與食品業。德國是世界第一大機械設備出口國，也是世界汽車制造強國，具有相對完備的產業鏈，正好與中國強勢產業對應。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投資項目有16%在機械制造與設備行業，聚焦汽車行業和消費品與食品行業分別占比13%。
4德國車企加大在中國布局
目前，在華德國企業已經超過11300家，主要集中在化工、汽車、金融、電子電氣、制藥和零售等領域。不少企業將新技術、資源帶到中國，與本土企業深度合作，從而獲得發展。德國汽車是中國消費者最熟悉的德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近40年來，提升了中國消費者的生活品質，也促進了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1984年，中德雙方簽署合營合同，大眾汽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家轎車合資企業，拉開我國與德國車企合作的序幕。隨后大眾、戴姆勒、寶馬不斷加大在中國的布局，開設研發中心，增加生產工廠投入。
2010年開始，德國車企與中國企業在新能源車領域深度融合，產業合作衍生至上游產業。2020年戴姆勒投資9.045億元入股中國動力(600482)電池企業孚能科技，開展高新電芯技術的開發和產業化。
中國與歐盟國家的貿易條件分析(轉)支持作者：金陵強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出口導向型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