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來，它們對美國的出口也因此轉移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了。
從出口來看，一方面是許多中國現在出口的產品其實是原來在東亞其他國家(地區)生產和出口的，只是現在轉移到中國來了。另一方面，從市場來看，東亞其他國家(地區)的市場規模總體上比歐美小，而且進入的限制也確實要比歐美嚴一點，因此大量的中國出口產品就主要銷往歐美而不是東亞。
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導致四類最大宗商品的順差
貿易不平衡本身的主要原因是兩國的比較優勢差異。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在于豐富的勞動力，美國的優勢則在于它的科研能力、技術及人力資本。從產業來說，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而美國則在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的產業。中美貿易順差最大的產品是體現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普通機械電器、家具玩具、鞋帽和紡織服裝，2004年這四類產品貿易順差為522億美元，占當年中美貿易順差的89.2%。
從表五中可見，雙方貿易量最大同時也是差額最大的是機械電器產品。此類商品中，特別是在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上，如核反應堆，高性能儀器、儀表等，美國原來有比較明顯的優勢，但美國對華技術出口實行嚴格控制，2003年僅對華出口114億美元。相反，中國向美出口的普通機電產品以及由外商投資、在中國加工組裝的高技術機電產品高達394億美元，這樣，在這個美方本來具有優勢的項目下出現了28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雙方貿易量和貿易順差均位于第2的是家具、玩具等雜項，具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特征。2003年中方逆差的產品依次是植物產品、化工產品和紙制品，逆差分別為21億美元、15.7億美元和9.5億美元。
美方順差第三大的項目是紙制品，這恰恰反映了中國森林資源的貧乏。美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可是中美貿易當中，美國卻需要依靠其農業和林業部門來創造貿易順差。
對華技術出口限制限制了美比較優勢發揮
在科技推動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有利于美國貿易赤字的減少，但美國始終對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進行管制，不愿向中方出口超大型計算機、數控機床、衛星技術等中方需要的產品，甚至連技術含量不是很高的產品都有限制。
美國的儲蓄率偏低是造成美國逆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結構上的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總投資與總儲蓄的差額要用貿易差額平衡�這就是貿易逆差和順差的根源。比如美國從1960年到1971年的總儲蓄大于總投資�所以年年有貿易順差，并表現為美對外凈投資和債權；但由于美國近30多年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是低儲蓄、高消費的國家，導致求過于供。美國的儲蓄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2001年只有2.3%，2001年10月達到最低點，只有0.3%。高消費導致總儲蓄小于總投資，產生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
重估貿易逆差對美影響
多方面的因素使得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相當有限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國企業在全球化范圍內不斷膨脹，10年前，美實行全球經營的企業僅占全美企業總數的20%，當前這一比重已超過60%。中國商務部的數據也表明，2004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銷售商品750多億美元，另有同等規模的商品以中國為生產基地實現了出口。據中國美國商會200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美資企業在中國的業務回報率相當可觀。
美國是中美貿易的巨大受益者，它至少在就業和維持國內的高生活水準等方面得到較大的好處。雖然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指責中國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實際上，如果按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中提供的信息：美國每出口10億價值的商品和服務，就能給美國國內帶來近萬個工作，僅其每年對華直接出口就可以提供30萬個高薪水的就業崗位。而且雙邊貿易也為美國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且呈逐年增加之勢。可以這么說，如果跟中國的貿易斷裂，美國的失業率將急劇攀升，同時美國的股票市場將會急劇動蕩。
此外，從美國國內市場價格看，中國的商品價廉物美，有助于緩解美國的通貨膨脹，使廣大消費者得到實惠。
對美國負面影響被美一部分利益集團嚴重夸大
不可否認，中美貿易逆差確實對美國部分制造業的就業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中美貿易的巨大不平衡造成美國制造業大量失業的說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首先，在美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新技術的大量采用和由此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同樣的產量所需人員減少。其次，經濟周期決定就業形勢。每當GDP增長強勁時，就業人數就大幅增加。生產工人失業也會減少。再次，歐洲、日本經濟不景氣，從美國進口增長緩慢甚至停滯，也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和就業的因素之一。總體上看，美國制造業失業同對華貿易逆差沒有因果關系。
美方不應逃避責任
美國不僅對華實行嚴格的技術出口管制，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加強了技術管制。美國在高技術產品的生產與出口上占有較大比較優勢，多年來美國在此類產品的出口上一直擁有較大順差。其次，長期以來進口石油一直是美國貿易逆差中最大的單項商品。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1) 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2) 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所導致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
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4.中美貿易逆差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對美國的大量順差來自貨物貿易。而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世界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國家，提供的服務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
5.對華的直接投資掩蓋中美貿易逆差 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投資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
美國跨國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逆差”。
6.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擴展資料：
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固然會提升國內非貿易商品估值水平，有利于平抑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也會給A股市場帶來新鮮資金血液，從而使市場保持適度活躍。但就中長期而言，如果人民幣快速升值，其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鑒于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及國際環境，我國并不具備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經濟基礎,如果一味放任人民幣升值,必然給金融市場中長期穩定埋下隱患。在人民幣兌美元迭創新高之際，應該對人民幣快速升值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加以防范。
筆者認為，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及與某些國家巨額的貿易順差并不能作為人民幣升值的前提條件，當前我國應該通過調整貿易結構來平抑貿易收支，而不是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方式來縮小貿易順差。
第一，就人民幣升值所依托的經濟基礎而言，我國本幣升值與日本1980年代本幣升值所依托的經濟基礎存在很大差異，由此決定了人民幣升值空間和時間非常有限。眾所周知，日本戰后崛起一方面得益于美國巨大財力援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日本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掌握了機電產品前沿技術，日本出現了一批諸如松下、索尼、東芝、豐田等掌握當時最前沿技術的本土公司，這些公司以其掌握的核心先進技術為依托，主導產品迅速地出口到其它國家，這些完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出口，一方面為日本積累大量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也對其它國家諸如美國等制造業構成了沖擊。在此情況下，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最終逼使日本于1985年簽訂了《廣場協訂》，日元從此開始大幅升值。就我國具體國情而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貿易規模日漸擴大，近年來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目前已擁有近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雖然從表面上看我國人民幣升值背景與當初日本非常相似，但若從貿易結構上分析，會發現我國目前人民幣升值所依托的經濟基礎與日本當年不可同日而語。與日本當年貿易順差來源于其所擁有核心技術的機電產業不同，我國貿易順差目前主要來源于初級產品出口及簡單加工貿易，在資源日漸衰竭、石油等原料價格大幅上漲及反傾銷制裁加劇背景下，這種貿易順差是非常不穩定的，換而言之，我國人民幣升值缺乏穩固的經濟基礎。
第二、就本幣升值對經濟危害性而言，在缺乏核心技術及領跑世界前沿產品背景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我國經濟的損害程度要遠遠大于當初的日本。很多人將日本1980后期經濟走弱歸結為日元大幅升值結果，筆者認為，日元升值只是日本經濟198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弱的一個因素。由于日本在機電技術上掌握了核心技術，這使其有足夠技術空間來消化日元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1980年代后期日本機電產品的出口并未遭受毀滅性打擊。日本在1980年代后經濟走弱與兩大因素有關，一是日本在以信息產業為最主要代表形式的最前沿產業落后于美國；二是日本八十年代后期國內消費需求明顯不足。從人類經濟發展歷史長河分析，任何一個國家崛起或中興的契機都在于掌握了當時最前沿的核心技術。例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在機電產業的領先成就了其戰后的復興，1990年代，信息產業的興起使美國成為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在初級產品出口及簡單加工貿易條件下，我國產品出口缺乏足夠的技術空間來消化人民幣升值壓力。在產業升級滯后及國內消費需求仍未啟動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對簡單加工貿易的打擊將是致命的，由此形成的巨大失業人口將對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鑒于我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及廣闊腹地，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必須以自身的經濟內循環增長機制為基礎，由于前期在認識上存在諸多誤區，導致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依存底較高，在內需尚未形成及新農村建設效果還未體現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內循環體系的建立還需要一個過程，由此決定了匯率在我國經濟增長轉型的非常時期將扮演重要角色，換而言之，在經濟轉軌期，對匯率的正確運用與否將是決定我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
第四、人民幣快速升值會危及金融市場中長期穩定。從國際資本投機角度分析，改革開放已將近三十年了，人民幣升值為一些投資期限到期的外資提供了獲得超額資本利得的機會，而一些國際游資也在人民幣升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