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始就放棄了對貿易的控制，于是歐洲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口商品。商人為了追逐利潤，向本土輸出各種可能贏利的產品，然而當商人輸入的產品與本國產品形成沖突時，便會激起本國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強烈反對。盡管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勢力很大，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國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低頭，轉而尋求新的貿易產品。

相反，中國沒有一個商人集團能夠控制這種跨國貿易，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在出口產品時只能被動地適應西方的需求，結果便是中國出口的產品由絲織品和瓷器轉變成了茶葉和生絲，即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為土地、勞動密集型產品，完成了從一個制造業中心國家向邊緣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國家的轉變。中國出口產品的轉變與興衰也印證了比較優勢并非一成不變。

中國海商的失敗不僅僅是中國海商的失敗，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貿易中確立主導權的勝利。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國的海外貿易之后，進一步向中國沿海與內陸延伸。中國的沿海貿易與內陸從事與海外貿易相關的商幫也紛紛衰落了。

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取得五口通商的權利以后，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國家開放，導致了西方國家滲透到中國的沿海貿易中。此時，西方國家不但擁有先進的造船技術，同時更是依靠海盜行為奪取中國沿海貿易的份額。

這些國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斷地攔截中國船只，同時控制了中國沿海的保險，這些保險公司并不向中國商船提供保險，這就使中國商船在與外商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外國商人的海盜行為以及他們的競爭，中國從事沿海貿易的帆船數量銳減。

英國人哈特在他題為《來自中國》的報告中寫道："五十年前經營牛莊和華南各埠沿海航運的中國帆船，已經摧毀殆盡，華南的大部分貿易也同樣轉由外國船只運載，揚子江上不斷增長的國內貿易也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帆船。"據統計，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帆船總數不及鴉片戰爭前的1/4。

在海商和沿海商幫衰落以后，內地商幫因為受到外商的擠壓，也紛紛衰落了。關于清代商幫的衰落，很多學者從制度等角度進行過探討，卻忽略了中國商人在與外國商人的競爭中缺乏保護。

清政府嚴格防止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形成集團，造成海外貿易衰落，進而被迫打開國門，使國內商人也不得不面臨西方商人的競爭，而此時清政府并沒有對本國商人實行及時的保護，造成本國商人的利潤繼續被外國商人侵奪，經營茶葉貿易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徽商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徽商成為國內有影響力的商幫則是明朝實行開中法以后，徽商由于壟斷了鹽業貿易而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商幫。清朝繼承了明朝的鹽業壟斷制度，票鹽法使徽商繼續了其在鹽業中的壟斷地位。然而隨著茶葉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加，茶葉貿易在徽商經營的比重也持續升高。

至鴉片戰爭前，徽商在鹽業上平均利潤總額達到100萬～120萬兩白銀，而茶葉出口的年均利潤總額則達到了200萬兩。正是茶葉貿易的豐厚利潤促進了徽商的進一步發展壯大。由于徽商很少直接從事海外貿易，只是通過廣東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葉，因此當海商衰落時，并未對徽商形成直接的沖擊。

但是這已經使中國茶葉貿易的利潤出現了缺失，徽商茶葉貿易的衰落正是開始于其茶葉貿易的利潤不斷被外商剝奪。中國茶商貿易的完整利潤鏈為：茶葉產地—縣鎮市場—港口—巴達維亞。當外商直接來到中國從事貿易時，中國海商的利潤首先被剝奪。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沿海設立了很多商館，獲得了前往內地采購茶葉的權利。

由于西方商人在運輸茶葉過程中享有很多優惠，而中國本國商人仍要繳納很多厘金，這使中國茶葉商人在內陸茶葉貿易中也無法與西方商人競爭，因而徽商在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其利潤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在不斷深入中國內陸貿易的過程中，如前文所述，英國也在積極扶持印度、錫蘭的茶葉生產，并在19世紀30年代成功地實現了向英國的出口，此后，印度、錫蘭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長，其速度超過了中國茶葉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而當印度、錫蘭茶葉滿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后，西方國家便逐漸減少了從中國進口茶葉的數量。

1886年中國茶葉出口達到了歷史最高峰221萬擔，1887年國外市場的急劇萎縮便造成了茶葉價格的急劇跌落，該年茶葉價格僅為1864～1866年的31.75%～42.75%。至1900年，中國茶葉出口僅為138萬擔，占國際茶葉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茶葉貿易衰落之后，徽商的利潤額大幅度下降，再也沒有資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長途販運了，徽商的影響力便越來越小了。

此后，清王朝廢除了票鹽法，更使徽商喪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徹底衰落了。與徽商同執中國明清商幫之牛耳的晉商的衰落，同樣與海外貿易喪失后與西方商人直接競爭關系密切。與徽商一樣，晉商在清代最輝煌時期的成就，不是依靠其鹽業的壟斷，而是依靠茶葉貿易的發展取得的。

19世紀40年代，晉商出口的茶葉金額年均達到了500萬～600萬兩白銀，而鹽業貿易額則僅為500萬兩白銀左右。同時，晉商票號的發展也與海外貿易關系密切。正是在道光時期，晉商茶葉貿易額激增，單純依靠鏢局已經很難應付日益巨大的資金周轉需求，票號才應運而生。但是好景不長，隨著俄羅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國內地貿易，晉商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俄羅斯商人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在天津比全國低1/3稅率的特別通商權，同時俄羅斯商人還可以不用繳納厘金，從漢口沿長江將茶葉運至上海后，走海路到達天津，再走陸路到達恰克圖，回到莫斯科。這些便利條件都是晉商所不具備的，故而俄羅斯商人販運茶葉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晉商終于被排擠出了中俄茶葉貿易。

與茶葉貿易受到排擠的同時，晉商經營的票號也遇到了外國銀行業的競爭。由于公款匯兌只占票號總匯兌額的4%左右，其余主要是針對工商業的，中國商幫的衰落自然影響到晉商的存款，而銀行業本身存在網絡效應，其萎縮必然帶來進一步的萎縮。20世紀初北京的擠兌風波使山西票號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據對當時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號賬務的統計，除了大德川票號貸款比存款僅多一萬兩外，其他票號收回貸款支付存款是綽綽有余的。這說明晉商票號的經營沒有問題，因此是商幫的衰落導致票號因無法收回貸款而倒閉。因此，伴隨著其他商幫的衰敗，晉商的票號也衰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