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部門與方面。其中，涉及對外關系的戰略就是國際戰略，也可稱為對外戰略。作為戰略的一個類別，國際戰略的特殊屬性在于它是相對國際關系而言的。由于國際戰略的主體是作為國際行為體的國家，其運作的背景與環境是國際體系，其表現方式是超出國家邊界的國際互動，因此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對外政策行為。
作為國家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手段與過程，國際戰略有若干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和組成部分。這些條件和組成部分，就是國際戰略的要素。一般來說，國際戰略的要素包括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實力和戰略資源，以及戰略手段的選擇等。
在國際戰略的要素中，國家利益是第一要素，因為國家利益決定國家居支配地位的價值與政策取向，并且決定國家的基本需求和具體的國家目標。在戰略研究中，國家利益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解釋國家戰略行為的基本出發點。
什么是“國家利益”？在漢語里，“利益”的詞義就是“好處”。國家利益就是對國家有好處。在國際關系中，國家追求的利益，多種多樣，有些利益是可以共享的，即一方所獲得的好處，對相關的其他方也有利，諸如發展貿易、消除恐怖主義、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等；但也有許多好處是排他的，即只能由一方獨享，諸如主權、領土、軍事優勢乃至世界霸權地位等。
國家所維護的利益，有一些具有普遍性。例如，國家必須確保自身的生存，包括保護其公民的生命和維護領土完整；必須促進其人民的經濟福利與幸福；必須保持其政府體系的自決與自主等。這些東西構成了國家的核心價值，屬于國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東西。除了這樣的利益之外，國家利益中還存在重要、次要以及不太重要的東西。實際上，凡涉及國家的需求，不論大小，都可以說是國家利益。這些東西總和起來，就構成了國家利益的體系。
在國家利益的體系中，最重要的利益可以稱為生死攸關的利益。“生死攸關”在這里的含義，是指“對某事物的生存和延續至關重要，不可缺少”。對于這種利益，任何國家都不能放棄，不能妥協，都會不顧一切地加以維護，因為這種利益失去了，國家就無法生存或繼續存在。正因為存在這樣的利益，因此國家在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好本國與別國在生死攸關問題上的互動。經驗表明，這類利益處理好了，涉及其他利益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處理了。
國家要實現自己的利益，從戰略謀劃的角度講，還需要有具體的行動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國家已經擁有但需要加以保衛的東西，也包括國家并不擁有而需要獲取的東西。與具有宏觀性和指導性的國家利益相比，國家目標可以說既包括宏觀的東西，也包括微觀的東西，既具有指導性，又有操作性，既有總體方向，又有具體的實施指標。一般來說，國家在制定自己的戰略目標時，在比較宏觀的大目標之下，總要配以比較具體的較小目標。如果沒有具體的小目標，大目標就變成空談。
國家要把自己的戰略目標變成現實，就要靠有效的戰略手段。國家要使自己的戰略手段有效，概括地講，第一要有足夠的實力，第二要有能力巧妙和高超地運用這種實力。由于在國際關系中，任何國家要實現自己的利益與目標，都會涉及與其他行為體的互動，在很多時候要以自己的手段和能力改變其他行為體的態度與行為，因此實力對于國際戰略的實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沒有實力和能力，或者不能恰當地運用已有的實力和能力，都不能順利地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當代世界，參與國際政治較量的國家的實力與能力各不相同。按照國家實力的強弱，人們通常把國家分為超級大國、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等類別。在這里，決定國家的實力強弱的是國家所擁有戰略資源的多少。對于戰略資源，人們通常認為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自然資源、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等是最基本的構成方面。除此之外，人們認為一個國家還必須要有政府合法性、民族認同、國民士氣、文化和意識形態凝聚力、教育和知識水平等條件。事實上，沒有這些條件，一個國家就會一團散沙、軟弱無力。從對外關系來講，一個國家還應該具備良好的外交能力，能夠說服、誘導相關的行為體接受自己的主張，從而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
國家制定和實施對外戰略，除了要有適宜的戰略目標、充分的戰略力量和戰略資源之外，還必須要有適宜的決策程序以便進行戰略手段的選擇。從概念上來講，國際戰略決策就是評估國家目標、分析國家實力和選擇適宜手段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本質上屬于理性行為體模式，說得確切些，國家在進行戰略決策的時候，需要權衡得失，使得到的好處大于付出的代價。
從操作的層面講，國家確定戰略手段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外交談判、經濟封鎖、文化滲透、軍事威脅、局部戰爭乃至全面戰爭，都是可能的選擇。在這些政策工具中，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運用外交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不過，運用外交手段是要有一定的條件的。如果互動的一方中止談判，選擇戰爭，外交就無法進行。
對于進行戰略選擇的國家來說，選用何種手段最適宜，無疑要綜合評估各個要素。既要考慮自身所要實現的目標和所擁有的實力與資源，也要考慮國際環境的限制和對手的可能選擇；既要考慮各種手段的成本，也要考慮各種手段的功效；既要考慮眼前的措施，也要考慮后續手段。顯然，國家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同時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在這里，國家不但要有上策，也要有中策和下策。事實上，國家只有通過科學決策，選定一整套可行的戰略手段，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貿易條件：指一國單位出口商品價格和單位進口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
一、貿易條件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有很多，這里只分析影響貿易條件的幾個主要的同時也是比較直觀的因素。
1.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進出口商品的需求變化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影響貿易條件。對于某一種商品而言，影響它的需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我們這里分析的主要是一國總的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根據宏觀經濟學原理，決定一國進口需求的主要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一國出口商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國外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對于小國而言，經濟的增長并不會導致貿易條件的變化，而對于大國，在超逆貿易增長的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在經濟增長(及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會不降反升，得到改善，而在其他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說惡化。
2.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這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情況來影響貿易條件的。當進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組織情況發生變化時，如某一種商品的供給廠商減少時，會增加現有廠商的壟斷力量，從而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會帶來商品價格上升的可能，從而有帶來貿易條件下降的可能(此時指這種商品對該國而言是進口品)。本文在這里假定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處于一種動態的均衡之中。
3.匯率。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成本從而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來影響貿易條件；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而影響貿易條件。但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知識我們知道，匯率本身是由進出口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來決定的，并且匯率的波動從短期來看會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但從長期來看匯率是要回歸的，一國的匯率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均衡位置，因此從較長期來看，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近似中性的。同時由于本文所考慮的是中國的情形，而中國目前實行的匯率政策是對美元的盯住匯率制，其實質為一種固定匯率制，所以本文在進行實證分析時不考慮匯率這個影響因素。
4.進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貿易條件惡化論觀點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而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與前幾個因素不同，這個因素改變的不是某個或某些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是進出口商品的種類構成和比例構成。由于決定貿易條件的是出口商品加權平均價格和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因此當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發生變化時，即使各種商品本身的價格不發生變化也會改變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從而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但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進出口商品構成情況的變化只是一國產業結構變化所導致的一個結果而已，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本文不直接分析進出口商品的構成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我們轉而分析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按照上述分析，本文模型中考慮的變量有三個：第一個變量是貿易條件指數M，它是本模型的回歸子。第二個變量是GDP，它是作為模型的回歸元，本文采用的是實際GDP指數。第三個變量是產業結構指數PRO，這個產業結構指數指的是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劃分的初級產品和工業品的產量比值。所以本模型是一個三變量回歸模型。
本文選擇的數據是1990年到1999年的數據。這是因為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真正起步是在1988年，此前我國雖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在外貿領域還沒有放開，我國的出口貿易一直是為了滿足國家出口創匯的需要，出口貿易中并沒有按照由成本及市場需求和供給來定價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計算出來的貿易條件就失去了它本來應該有的經濟含義。
回歸方程為：M=c(1)+c(2)*GDP+c(3)*PRO
根據1990-2000年的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所得的回歸結果為：
M=-0.01017282-0.006137GDP+1.142956PR0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來看，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具有正效應，當產業結構指數上升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改善了1.143單位，這種影響當顯著性水平為0.0001時是顯著的；同時，當實際 GDP指數改變(增加)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將降低(惡化)0.0061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當顯著性水平為0.1時仍是不顯著的。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的效果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這就說明雖然在理論上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本模型考慮的兩個解釋變量已經解釋了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分析來看，在我國的貿易條件的演變中，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解釋，GDP的變化或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種影響很小，并且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與根據西方經濟理論從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得到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對于大國而言，經濟增長和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統計上我國的貿易條件和經濟增長表現出一種負向關系，但這種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而表現的不顯著，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我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GDP對貿易條件并沒有很好的解釋能力，在GDP和貿易條件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對我國貿易條件變化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的變量是產業結構。這與裴畢及辛格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產品價格變動的不對稱性是一致的。與次級產品相比，在經濟的景氣循環的上升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常常處于膠著狀態，而在景氣循環的下降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卻可能是一瀉千里。換句話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易呈現出漲時不漲或微漲，跌時猛跌的不對稱成長。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原因是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結論
從實證結果可以發現，經濟的增長和GDP增加的同時不一定會帶來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個結論對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成立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貿易條件惡化并不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必然惡果，它只是由于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落后于經濟的增長，落后于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普雷維什從出口的需求彈性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必然性是不合理的。從目前的經驗資料來看，并沒有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