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t;的思想又顯得十分地突出，它使一些人崇沿官吏而藐視制度、藐視法律，習慣于依靠當官的"后臺"來做交易。美國學者帕伊感慨地在其著作中寫道："許多我們會見過的美國工商業者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學會，在中國人中間，只須用口頭約定，點一點頭，或者握一下手，來決定協議或協議生效的可能"。列述這些差異，只不過重在說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對于交往和談判帶來的影響是深刻而復雜的。我們必須深刻而又清醒地認識這一點。
三、我們的對策
從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中，決不可以就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客觀地看，中西方文化各具優劣勢。我們研究中西方文化差異及其沖突的目的就在于：清醒地認識自我，恰當地了解別人，以使我們的涉外談判真正做到興利除弊，揚長避短。筆者認為，從以上認識出發我們在涉外談判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先談原則還是先談細節。按照中國文化特點，在談判時，一般注重"先談原則，后談細節"；而西方恰恰相反，他們比較注重"先談細節，避免討論原則"。這種差異常常導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難。中國人喜歡在處理麻煩的細節問題之前先就雙方關系的一般原則取得一致意見，把具體問題安排到以后的談判中去解決。這種思維定勢在多數情況下，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討價還價中，處于較為有利地位。西方人由于對中國人的這種談判方式不夠適應，結果談判的結局往往是比較地有利于中國人。西方人通常認為細節是問題的本質，因而他們比較愿意在細節問題上多動腦筋，而對于原則性問題的討論則顯得比較松懈。很多事實表明，先談原則必然會對后面的細節討論產生制約作用。例如：我國政府在中美建交、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等一系列重大涉外談判中，始終堅?quot;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前提原則，在這一原則的總攬下，已預先確立了細節談判的基調，成為控制談判范圍的框架，這就贏得了細節談判的優勢。正是我國政府這一談判策略的成功應用，使上述外交談判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良好聲譽。
（二）是重集體還是重個人。應當說，中西方在談判過程中，都是既重集體又重個人的。但相比較而言，西方人比較側重于強調集體的權力，強調個人的責任，即"分權"。而中國人則比較強調集體的責任，強調個人的權力、即"集權"。這種差異導致談判場合中出現這樣兩種現象：西方人表面看來是一兩個人出場，但他們身后卻往往有一個高效而靈活的智囊群體或決策機構，決策機構賦予談判者個體以相應的權限，智囊群體輔助其應對談判中的復雜問題；中方則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行家里手倒也還好，但如?quot;拍板"者是是外行，那么談判的風險和結果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我們在談判中，應當科學而恰當地處理好集體與個人、"集權"與"分權"之間的關系，以在與西方人的談判中始終處于較為主動的地位。
總之，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影響，在談判桌上各自的談判作風表現出很大的不同。有時談判桌上的困難甚至完全是由談判作風的不同而導致的。因此，了解中西方談判作風的差異，有助于我們找到建設性的溝通渠道，發現導致彼此誤解或對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們在談判作風方面的某些優勢，克服某些方面的弱點，積極駕馭談判過程，把握談判的方向和進度，這是中國的談判人員應當予以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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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總結常用來測度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指標體系，綜述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和提升競爭力的對策，并進行簡要的評價。通過各種指標對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測度，中國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較弱、行業間存在較大差異的觀點已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從各個角度探討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并提出提升中國服務貿易競爭
力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研究綜述
隨著服務貿易在貿易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問題開始逐漸引起國內眾多研究者的關注。研究者們大多是從三個方面對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研究的。首先，利用各種指標測度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現實水平；其次，分析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最后，提出提升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一、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測度
（一）測度指標
研究者們用來測度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指標有出口額在世界的排序、國際市場占有率、進出口行業結構、比較優勢指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等，其中運用較多的指標是比較優勢指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一個國家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強弱直接表現為一國服務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份額（康承東，2001），因此出口在世界的排序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不失為兩個最簡單、直觀的服務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在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結構中，若勞動、資源密集型服務行業的出口比重大，服務貿易競爭力常較弱，若知識、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出口比重大，則貿易競爭力較強。
比較優勢指數是指一國出口貿易減去進口貿易的差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該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越具有競爭力。該指數的優點在于作為一個與貿易總額的相對值，它剔除了通貨膨脹、經濟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即無論進出口的絕對值是多少，它均介于±1之間，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之間是可比的。但該指數只能用于貿易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國際市場上充分競爭的國家或行業，開展貿易伊始，若在僅有出口或進口的情況下采用該指數會得到片面的結論。同時，該指數僅包含一國出口和進口的因素，實際上是該國出口與進口的比較，并不含有世界市場的規模因素，不能反映各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影響力。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由根據顯示性比較優勢原理提出，是指一經濟體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在該經濟體出口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與世界貿易中該商品或服務占總貿易額的份額之比。這個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某一產業的出口與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較來看的相對優勢，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該產業的相對優勢。RCA指數大于1，說明該產業處于比較優勢，小于1則相反。該指數盡管包含有世界市場規模的因素，但其僅就出口方面來衡量一國商品或服務的競爭力，雖然一國在某一商品或服務上具有較大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該國若對該種商品或服務的進口量遠大于自身的出口量，顯然該國在該種產品或服務的貿易上仍是不具備競爭力的，這是該指數用來測度貿易競爭力的缺陷。
為了消除進口的影響，設計了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即從出口的顯示性比較優勢中剔除進口的因素，從而得到某產業的真正競爭優勢。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二）測度的對象與結果
許多研究者對中國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情況進行了測度，大多表明中國服務貿易的總體水平不高，整體國際競爭力較差。經過測度，張蘊如指出，20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甚至出現了下滑的趨勢。董小麟等認為，加入WTO后，盡管中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較弱，比較優勢指數已呈現小幅升勢，說明我國的服務貿易在激烈競爭這一困難環境中還是不斷升級的，但競爭力較弱的情況在近期仍不會有明顯改善。研究也表明十三個服務部門間發展是不平衡的，國際競爭力存在較大差異。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在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服務貿易領域，國際競爭力較低。
孫江明和蘇琴對運輸這一部門的貿易競爭力進行了測度與國際比較，結果表明中國運輸貿易出口競爭力極弱。康承東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遠洋集裝箱運輸方式的盛行，這項服務越來越向資本、技術密集型服務方式轉變，而中國在資本、技術兩方面基礎較為薄弱，是致使中國運輸服務貿易劣勢凸現的原因。董小麟等通過對中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度與國際比較后認為，中國旅游服務貿易有一定的競爭力，但與傳統的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些差距，中國要成為旅游強國，要大力發展旅游業，進一步促進旅游服務貿易的發展。
鄭吉昌等對浙江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測度分析表明，浙江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低，出口以勞動密集型服務為主，服務貿易總體比較優勢指數在大多數年份為負值，處于競爭弱勢。范純增等對上海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了國際比較，認為上海服務貿易規模小，整體競爭力較差，行業競爭力差異也十分明顯。趙書華等的測定表明，北京市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居全國前列，其發展狀況影響著全國的整體水平；在全國服務貿易處于比較劣勢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服務貿易整體上存在著微弱的比較優勢，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進口以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為主，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但出口面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較快，其中北京市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買粉絲服務的比較優勢逐漸增大，國際競爭力明顯提高。
二、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
對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因素的探討，多在邁克爾•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框架下進行。郭海虹就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張巖根據該理論所進行的分析認為，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不利因素有：制度因素的制約；高等要素相對貧乏，人力資本狀況欠佳；相關產業缺乏有效支持；企業組織、戰略與競爭度有欠缺；缺少能與國外企業相抗衡、“跨國經營”的服務企業集團；政府方面的重視也不足。鄭吉昌等以此理論為框架，結合服務貿易的特征，也研究了影響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因素，并就分析的結果對“鉆石模型”進行了修正，建立了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范純增和于光指出，波特“鉆石”理論中六大因素的組合和動態作用過程決定了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來源、實力和持久性。他們指出，在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不同階段，其具體的決定因素有明顯的差異；在要素驅動階段，服務貿易競爭力主要表現為傳統的資源優勢；在投資驅動階段，服務貿易競爭力主要依靠資本實力；在創新驅動階段，主要依靠創新和差異化形成競爭優勢。萬紅先認為，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關鍵是服務業的競爭力。因此，她根據中國的國情對波特的模型進行了改造，把波特認為的輔助因素政府放在了鉆石的中央作為第五個基本因素，給出了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鉆石模型。之所以這樣，她認為波特的鉆石模型是以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而我國目前還處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仍然很大，而且政府因素能激發和控制其他四個基本因素。宋瑛等也從波特理論出發分析了構成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