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城市發展———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
戰略研究.商務印書館, 1999
4王燕祥,張麗君.西部邊境城市發展模式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
社, 2002
紹興，歷史悠久，人杰地靈，經濟發達，人文薈萃，文化底蘊深厚。新石器
時代，境內就有人類繁衍生息。
4000
多年前，大禹治水東巡到苗山，會集諸侯，
計功行賞，將苗山更名為會稽山。春秋戰國時，越王勾踐在此建立都城，臥薪嘗
膽，復國興邦。秦行郡縣，始置山陰縣。南朝陳時，析為山陰、會稽兩縣，同城
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
1130
年，宋高宗趙構取“紹祚中興”之意，升越州
為紹興府，并于次年改元為紹興元年，紹興由此得名。民國建元，撤府建縣，合
二為一，統名紹興。
1983
年國務院批準實行市管縣體制，市、縣并設，同駐越
城。
2001
年紹興縣遂新建縣城，遷址柯橋。
1982
年，國務院公布紹興市（縣級，
即紹興縣）為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時期，
紹興地區主要為於越族的聚居地。
秦漢以后，
隨著中原漢族的大
量南遷，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漢族在紹興占了主導地位。同時，也有少量的少
數民族居民在紹興居住。
1978
年以后，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
紹興少數民族居民也有較大增加。
紹興系多種宗教并存、群眾宗教信仰多樣之地。
道教流傳最早。
東漢煉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陽參照
“大易”
、
“黃老”
和
“爐火”
三家理法，
撰成
《周易參同契》
一書，
首次系統論述道教煉丹術，
被后世譽為
“萬
古丹王”
；東晉建武元年（
317
）
，著有《抱樸子》的著名道教理論家葛洪，曾結
廬會稽，煉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傳入會稽。東漢中平年間（
184
～
189
）
，由安息國（今伊朗）
高僧安世高來會稽弘傳佛教。此后，紹興高僧輩出，名剎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
史學家慧皎、
隋唐三論宗創始人嘉祥大師吉藏、
唐代華嚴宗四祖清涼法師澄觀和
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價最著名；
名剎中，
最有影響的有三論宗祖庭會稽嘉祥寺、
曹洞宗中興道場云門寺、
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縣大佛寺、
諸暨五洩禪寺，
郡城
大善寺、開元寺、龍華寺、戒珠寺等。各種宗派諸如華嚴宗、律宗、凈土宗、密
宗、三論宗、禪宗等都在境內流傳。唐代，越州成為江南佛教活動的重要場地和
對外交流的驛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圓仁、圓珍、空海四家，都曾來
越州求法，學成回國創宗弘傳，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遠影響。
1982
年，日本空
海訪華團來紹興尋根問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話。
鴉片戰爭之后，
西方宗教輸入中國。
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
（
1850
～
1868
）
，
英國傳教士包爾騰、
法籍神甫謝培德等人，
先后來紹傳播天主教、
基督教。
此后，
各國傳教士紛至沓來，
足跡遍及紹興城鄉，
以施粥、
施米、
施布等方式發展教徒，
并廣建教堂。
至民國
8
年
（
1919
）
，
紹興地區有基督教堂
（所）
124
處、
教徒
2955
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境內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繕，
一些著名法師升座講
經，重大佛事活動相繼舉行；道教已近湮滅；基督教、天主教會擺脫外國教會勢
力控制，經過愛國愛教的革新運動，獲得健康發展。據
1990
年不完全統計，全
市有宗教信徒
5
萬余名，約占總人口的
1.2
％，其中基督教徒
4.43
萬名、天主教
徒
365
名、佛教僧尼
252
名、三皈依信徒約
1.25
萬名；全市有各教各級愛國組
織
18
個，各教活動場所
218
處。教徒在各個領域勞動、生活和參加宗教活動，
愛國愛教，心情舒暢。
改革開放以來，
沒有自然資源優勢和國家投入的紹興縣，
經濟和社會各項事
業得到了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經濟社會綜合實力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分析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深沉原因，
我們認為紹興縣獨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產生的地
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地域文化包括：
艱苦奮斗、開拓創新的治水文化。紹興境內地勢南高北低，幾千年前，南有
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們為了生存，進行了數千年連續不斷的治水斗爭。
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
他憂國憂民，
以治水為己任，
十三個春秋，
披星戴月，
“三
過家門而不入”
。東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領導紹興人民開始圍堤修筑鑒湖，
鑒湖水利工程成為我國江南一帶最古老的灌溉工程。
東晉南朝時，
會稽內史賀循
主持疏鑿西興運河，
既有利于灌溉，
又有利于物資的集散。
唐會稽縣令李俊之主
持增建海塘，長百余里；后又有湯紹恩主持興建三江閘，抵御海潮，擴大耕地。
至
20
世紀
70
年代大規模圍墾、
90
年代興建標準海塘和本世紀初的圍涂造田，
更是譜寫了勵精圖治、
艱苦奮斗的新篇章。
紹興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
治河
流、抗海潮、戰山洪、改沼澤，圍灘涂，不斷探索，不斷實踐，歷盡千辛萬苦，
使遠古時代的蠻荒之地逐漸變成了山明水秀的魚米之鄉，
在改造自然的生產實踐
中，
不僅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
同時也形成了艱苦奮斗，
開拓創新的創業精神。
與時俱進、奮發有為的名士文化。毛澤東詩句中的“鑒湖越臺名士鄉”點出
了紹興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標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踐、范蠡、
馬臻、王羲之、陸游、王陽明、徐文長、蔡元培、魯迅、秋瑾等，在歷史文獻中
記載的歷代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數不勝數，
此文化之精粹，
即歷代名人名士為民
族之復興，為國家之強盛，敢于上下求索，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思想先驅。
他們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
追求的是民族、
社會的文明進步，
他們留下的思
想、文化遺產，引導和激勵后人去實現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
“師爺文化”
，
“紹興師爺”作為地域性很強的歷史群體，其主持正義的精神，以
及善用法典的智謀，
同樣閃耀著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
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
的與時俱進、
奮發有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紹興人重要的精神動力，
也成為紹興
縣地域形象的重要標志。
百折不撓、
精益求精的紡織文化。
據有關專家研究認定，
紹興的紡織史可以
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時代。
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時代，
將絲綢用于貢品已很
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踐時代，蠶織業已舉國為事，首度昌盛；隋朝時珍品
脫穎，名重朝野；唐宋時，品量俱旺，產品以越羅總其名而風靡天下。新中國成
立以后，歷經恢復期、發展期、徘徊期。改革開放后，紹興的紡織業開始走上復
興之路：機杼之聲遍及城鄉，輕紡市場雄居亞洲，五洲商賈匯集越地，交易信息
輻射全球。被稱為“夕陽產業”的紡織業在紹興縣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強，精
益求精，在設計、生產、染整、營銷等各個方面乃至整個紡織業都實行了新的跨
越，
成為推動紹興縣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打造國際紡織品制造中心和國際紡織
品貿易中心，
更成為跨越式發展再上新臺階的戰略目標。
從紡織業的發展史可以
看出紹興縣人民咬定目標不放松、
堅韌不拔、
百折不撓、
精益求精的個性和精神。
外柔內剛、厚積薄發的釀酒文化。紹興是中國黃酒的故鄉，釀酒歷史悠久，
傳說大禹時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飲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紹興有“醉
鄉”之稱；宋代紹興已被形容為“城中酒壚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
天下”了。在紹興，不論山區和平原，不論城鎮與鄉村，在舊時，又無論官宦之
家、縉紳達士，還是市井小民、貧困百姓，都與酒結緣，與酒為朋；酒成了紹興
人生產活動的重要內容，
生活的必需之物，
由此引發出的紹興特有的酒聯、
酒謎、
酒舞、酒歌和酒樂，以及無數酒的傳說、酒的詩文，形成了豐富濃厚的酒文化。
紹興黃酒最大的特點是越陳的酒越香，
入口柔和溫潤，
但其性又芳香醇烈，
后勁
十足，
與紹興人外柔內剛的個性十分相似。
在黃酒文化的熏陶下，
紹興人形成了
做事務實不事張揚的個性，體現出外柔內剛、厚積薄發的精神。
除此之外，紹興素以“文化之邦”著稱于世，擁有越劇、紹劇、調腔、蓮花
落等豐富多彩的地方戲曲劇種，其中越劇是全國第二大劇種，建有紹興大劇院、
紹劇藝術中心等一批高檔次文化設施，近年來先后被評為全國科教興市先進城
市、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