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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個神秘的群體，他們不用“上班”，但卻擁有高額的薪水；他們把冒險當成了工作，但高收入的背后卻也伴隨著悔恨終身的危險，每一步都走得心驚肉跳。他們就是鮮為人知的“職業試藥人”。他們到底是如何試藥的？又有著怎樣奇特的經歷？試藥行業究竟隱藏著多少的利益空間和監管漏洞？《經濟半小時》走進“職業試藥人”，揭開他們神秘生活的面紗。

一、危險的誘惑：試藥一周“輕松”拿到幾千元為掙錢試藥人竟公然造假

6月初的一天，在北京市一家三甲醫院的心電圖室里，記者看到10多個人正排成一隊在等待進行體檢，醫生的叫號聲不絕于耳。事實上，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體檢，在場的這些人其實都是來應征試藥的，他們都看到了一家醫藥公司招募試藥者的廣告。這些試藥人告訴我們，他們是從網上看到的招募廣告，此次所試藥品為白蛋白干擾素，還有一個治療肝類的實驗，醫生口頭上答應付給他們3500元的報酬。

根據規定，每一種新藥在批準生產、推向市場使用之前，都必須經過動物試驗和人體試驗。而人體試驗一般要經過Ⅰ、Ⅱ、Ⅲ、Ⅳ期，其中Ⅰ期試驗要求在健康人群中間進行。盡管這樣的工作聽上去十分危險，但對不少人來說卻充滿了誘惑。因為試藥者不需要付出任何體力或腦力勞動，只是在醫院呆一周左右的時間，就能輕松拿到幾千元。記者就認識了這樣一位試藥人，他是來自北京郊縣的一位農民，平時主要靠賣涼皮維生，這次，他是和媳婦一起來的。

為了參加這次試藥，他們兩口子暫時放下了涼皮生意，他告訴記者，夫妻倆賣涼皮一個月最多能賺五六千塊錢，而且十分辛苦，還要和城管捉迷藏。而在醫院試藥，輕輕松松過一個星期，就比一個月賣涼皮賺得多。這位試藥人告訴記者，這兩天城管管得有點緊，所以想趁這個機會休息兩天。

記者注意到，這些參加試藥的人基本都是25歲上下的年輕人，聽口音來自全國各地，其中還有人是大學生。這些試藥者中有的是第一次參加試藥，而有的則是經常試藥并以此為生的常客。一位小伙子對記者說，之所以選擇做試藥人，是因為自己“沒招了”，現在生活壓力太大，僅靠工資收入的話只能維持生存。

這樣的試藥體檢對于這位小伙子來說司空見慣，他告訴記者，只要一有時間他就會奔波于各大醫院，目的就是想方設法賺取試藥補償費。而如果體檢通過，他們需要填寫一張試藥的《知情同意書》。

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些前來試藥體檢的人坐在病房里，人手一份《知情同意書》。記者觀察到，《知情同意書》類似格式合同，大致分為三部分：一是對實驗項目的內容介紹，二是對責權利進行約定，三是對試藥的風險進行告知；但記者發現，在場的不少試藥人卻對知情同意書的內容顯得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多看，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個程序。

記者走到一個剛剛簽完字的試藥人身邊，他告訴記者，這些實驗有副作用，包括發燒、頭痛、渾身乏力等等。但這位試藥人似乎并不太害怕，他對記者說，副作用的產生還要看個人體質，自己的體質不錯，平常也經常鍛煉。

看來，對于可能發生的試藥中間的危險性，這些參加試藥的人都顯得十分淡定。記者一連詢問了幾名試藥人，他們都告訴記者，試藥對自己基本上沒有影響，甚至有人肯定地告訴記者，副作用發生的幾率幾乎為零。

而就在醫院走廊的另一側，記者發現了另外一組已經通過了體檢，正在進行試藥實驗的試藥人，他們已經在醫院的病房里呆了七八天了。這位試藥人告訴記者，就在這短短的一個周期內，他的體重瘦了20多斤。以前的他接近80公斤，現在只有66公斤。

而在另外一間病房，記者看到另一個試藥人由于怕冷，用被子緊緊地包裹著自己，而當天北京的室外溫度已經達到三十度，室內的溫度也并不低。這位試藥人對記者說，自己就算是感冒了也不能吃藥，吃藥的話需要跟醫生申請。

按照規定，在一期臨床實驗中，洗脫期應該有三個月。但對于這些試藥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今年26歲的周飛從2011年開始參與試藥，兩年時間里，他幾乎每個月都會試藥一次，兩年下來一共賺了三四萬塊錢。

周飛說，通常情況下，參與項目的時間越久、項目難度越大，試藥人獲得的回報越多。周飛告訴記者，毒性小一些的試驗可以賺1000塊錢左右，而治療心臟或者血管類的藥品，以及注射給藥的，算下來能賺3000左右。一些毒性更大的藥品，如抗癌類藥物、激素等，平均下來能有5、6千元的收入。

周飛告訴記者，試藥人只有在通過體檢后才能試藥，但他認識的一些試藥人，為了保證自己體檢能夠順利通過，不惜對體檢結果進行造假。周飛告訴記者，例如有試藥人體內轉氨酶高，就會事先服用聯苯雙酯滴丸，吃完之后差不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能降下去，但是對于肝臟本身沒有一點治療效果。也就是說，如果試藥人在體檢前服用了藥品，體檢的時候肯定查不出來。但是在實驗過程中發生的情況，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實驗設計本身的預期，試藥人甚至會燒到40多度。

周飛說，像這樣造假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通過換取別人的尿液或血液標本，甚至還有的職業試藥人用不同的假身份證、年齡信息，來往穿梭于各大醫院的實驗室，試藥的頻率之密集讓人吃驚。周飛告訴記者，他見過最多的試藥人在三個月內同時試了三種藥，因為每次試藥之間會有一定的間隔期，在間隔期他就會去試別的藥，基本上是處在連續試藥的狀態。

二、試藥中介機構：組織嚴密規模龐大一家機構擁有近4千人資料庫

根據國家藥監局網站顯示，2012年我國共批準各類臨床藥物研究共704件。正是這些大量新藥的問世催生出了職業試藥人這個群體。但是我們的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試藥人其實是要靠中間人的牽線搭橋才能進入這個領域，獲得賺錢的機會。那么中間人是如何運作并從中獲利的？

在一次采訪試藥體檢的過程中，一位男子引起了記者的注意，他并沒有參加任何體檢項目，但卻一直跟隨著試藥人在各個科室中轉悠。經過詢問，記者才知道，他叫李大明，是這次招募試藥者的中介。他告訴記者，今天一共帶了12個人過來做試藥人。

作為中介，李大明到底能從這次試藥中賺多少錢？他不愿意向記者透露。但他告訴記者，從2011年起，他就開始從事試藥人的招募工作，他自稱是北京最大試藥中介，手下有20多個員工，合作的醫院、制藥企業多達幾十家，而且他還專門建立了一個擁有數千名試藥人的資料庫。

記者看到，資料庫上的序列號已經排到了3900多號，資料庫里的數據非常詳細，包括醫院、時間、吸煙與否、QQ號、BMI(身體質量指數)、手機、身高、體重、年齡等等。如果有一個試藥的項目，李大明所在的中介隨時可以和這三千多人取得聯系。

通過李大明的這個資料庫，記者發現，試藥人大多是80后和90后。李大明告訴記者，他的公司每年平均接手70多個試藥項目，每個月都會有十幾個項目。而每個項目的試藥補償費都不盡相同，年輕人基本上是兩千左右一例，老年人則是五千塊錢一例。李大明的客戶對象主要有三種，醫院、藥廠以及CRO公司(合同研究公司)，這三方誰都可以做甲方，支付給試藥方費用。

李大明透露，他們和試藥人聯系主要是通過買粉絲和qq群。試藥人在這些qq群里被分類標注，變成了一個個數字符號。李大明向記者展示了買粉絲平臺上的試藥人信息，包括藥物名稱、體檢時間、入院時間、補償金額、抽血樣本量、試藥人基本信息以及報名短信和報名方式，都標注得非常清楚。

在QQ群中，試藥人的信息也非常詳盡，李大明的QQ群已經有93個，被分成了三個組，光北京實驗之家一個QQ群就有500多人。李大明還告訴記者，像他們這樣的機構，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家。

在另一家試藥中介公司，記者看到一間不到200平米的民房已經被改成了辦公室，取名為醫學技術有限公司。一名女中介告訴記者，這兩天剛好有一個實驗，補償費是4500元。她們上午已經接待了5，6個試藥人。中介對記者說，醫院方面都有相關的試藥項目預算，如果中介公司介紹的健康受試者能夠成功入組，他們就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務費。

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他們從試藥中掙錢，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試藥的風險的呢？李大明對記者說，試藥的危害是未知的，是藥三分毒，但人體有代謝過程，然而風險總是存在的。

三、“刀尖上跳舞”：副作用讓試藥人悔恨終身擔心定時炸彈隨時引爆

盡管李大明向記者坦言，試藥充滿了危險，但是對于他們和職業試藥人來說，試藥已經成為了難以抗拒的誘惑。但是就在高收入的背后也伴隨著悔恨終身的危險。

在北京一個小區的地下室，記者見到了27歲的何金虎。2009年他從山東老家來到北京做學徒，每月只有800元的收入，日子過得非常拮據。2010年的一天，他在網上看到了一個試藥廣告。何金虎告訴記者，廣告的標題寫得特別誘人，“三天2500”。這個廣告讓何金虎眼前一亮，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按照廣告上的地址來到了醫院。幾天后體檢結果出來，何金虎被合格錄用，他成了試藥隊伍新的一員。

何金虎當時感到非常開心，最起碼有錢花了。沒有幾天，何金虎就順利完成了第一次試藥，拿到了2500元的補償費，這個錢對他來說掙得非常輕松。慢慢地，何金虎對試藥這份工作越來越依賴，惰性一旦培養起來，何金虎便不愿出去再找別的工作。

就這樣，何金虎不斷在網上搜索各種試藥信息，他還加入了許多試藥的qq群，在兩年的時間里，他參加了十幾次試藥，最密集的時候，曾經一個月內同時進行了兩次。但2010年8月，一次試藥卻改變了他的一生。

一天，醫藥公司主要給何金虎打來電話，說協和醫院有一個一萬元的實驗，為期三個多月。一萬元錢的補償費，讓何金虎很是心動。他甚至連試什么藥都沒有問清楚，就匆匆做了體檢，簽下了《知情同意書》。當時，何金虎只是覺得，有了這一萬塊錢，既可以給家里寄點錢，還能給自己換一個新手機。但此后的試藥經歷，讓何金虎至今追悔莫及。

何金虎告訴記者，這次試藥和以往不同，不再是服用藥物，而是往肚皮上打針，打完之后的十幾秒，何金虎就感覺打針的部位非常疼。很快，何金虎就出現了強烈的藥物反應，口渴、心慌、頭疼，脈搏甚至降到了每分鐘40次。

面對何金虎的臨床反應，醫生也束手無策，只是不停地給他做心電圖，而每次都是嚴重的心律不齊，終于堅持到第三天，何金虎出院回家，但是他的心臟到今天為止也沒能恢復到實驗前的健康狀態，始終覺得胸悶，胸口像是壓了一塊石頭。

如今，3年的時間過去了，何金虎依然時常感到呼吸不暢，心臟更不能負荷稍微劇烈點兒的運動。為什么一次試藥就讓他遭受到如此大的傷害呢？我們專門采訪了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他多年來一直在關注試藥者的風險和權益問題。

卓教授告訴記者，像抗腫瘤的這類化療藥物，本身就是對腫瘤細胞進行殺傷，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對人體組織造成傷害。對于治療腫瘤來說，這種摧殘和傷害是目前為止無法回避的代價。但是對一個健康人來說，承受這樣的傷害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講是說不過去的。

而一直從事藥理研究的北京協和醫院臨床藥理研究中心教授單淵東也認為，一些細胞毒類藥物，特別是靶向性比較差的藥物，不應該在正常人身上做藥物的一期實驗。單教授告訴記者，即使是非常好的靶向藥物，也做不到只打腫瘤、不打正常人。

何金虎現在做電梯工，一個月只有兩三千元的收入，還要給家里寄一半，生活始終捉襟見肘，根本無力支付高昂的治療費，他只好選擇了放棄。在他家附近有一個大學的操場，何金虎常常坐在看臺上，望著奔跑的同齡人，他除了羨慕就是后悔。他告訴記者，試藥留下的后遺癥就像是綁在自己身上的一顆定時炸彈，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據記者了解，像何金虎這樣試藥試出問題的情況遠非個例。江蘇無錫的試藥者沈雨辰在2009年的一次試藥之后，患上了面癱。沈雨辰告訴記者，當時他的眉毛、左邊的眼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