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沒有的成績——建立了健全的社保制度、培育了成熟的中產階級、造就了扎實的汽車、電子等基礎工業，這些因素注定了日本經濟崛起的動力主要來自個人消費、公共投資及企業設備投資，而絕非出口貿易。
一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高還是低，都是相對而言的。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韓國是典型的出口型國家，1967年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1%，如今為50%左右；德國在1970年只有16.4%，如今維持在40%，甚至50%以上；中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在1993年達到19.6%，1994年達到21.3%后就一直高于20%，2006年升至最高的39.1%。
反觀日本經濟，從1960年至今，出口依存度最高的一年是2007年，達17.6%，大部分年份為10%左右，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63個國家中，日本經濟的出口依存程度排第158位。事實上，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10年也公開承認，“日本經濟的出口依存度實際上較低”。
為何日本給外界的印象是“出口型”國家呢？實際上，這一始于1980年代的印象恐怕與當時的特殊背景有關。日本在1980年代前期，出口依存度相對較高（13%-15%），當時盛贊“Japan as No.1”，加上日本GDP基數龐大導致日本的出口額顯得很大，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也非今日可比，且與歐美等國存在巨大順差，以致貿易摩擦不斷。而且，日本的出口業多為大型跨國企業壟斷，其動向分外惹人關注。
但事實上，日本根本就算不上是“出口依賴型”經濟體，而是與美國相同，歸根結底是內需型經濟模式。“無對華貿易，日本經濟將破綻”、“中國應貿易制裁日本”等說法都言過其實。
四
那么，被反復引述的所謂“日本對華貿易依存度達20%，中國對日本只有9%，日本對中國依賴性更高”的說法是否正確呢？
不妨看下最新的2011年度中日貿易統計。數據顯示，日本2011年對華貿易總額為3449億美元，比2010年增加14.3%，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量的20.6%。其中，對華進口為1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0%，占其進口總量的21.5%；對華出口為1615億美元，同比增加8.3%，占其出口總量的19.7%，對華貿易為赤字。但鑒于日本對華貿易有一部分經由香港，若一并算入的話，日本2011年對華貿易約黑字111.7億美元。
這些數據顯示，“日本對華貿易依存度達20%”的說法大致屬實，但由此得出“日本對中國依賴性更高”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主要原因在于兩國經濟的貿易依存度相差巨大。從兩國貿易對各自GDP的影響來看，結論絕非“20%”和“9%”這般懸殊。2011年中日貿易額（3449億美元）只占日本GDP（6.53萬億美元）的5.28%，占中國GDP（7.49億美元）的4.6%，日本對華出口（1615億美元）約占日本GDP的2.47%，中國對日出口（1834億美元）則占中國GDP的2.45%。可以說，向對方國家的出口，對本國GDP的貢獻度大致相同，極端點說，若雙方停止貿易往來，對彼此經濟的打擊基本上一樣大，甚至是中國遭受的影響會更大，原因就在于中日兩國的貿易構成大為不同。
日本對華出口以成品或半成品為主，對華出口品中過半數（約52%）為協助生產其他產品、服務的“資本財”（Capital Goods），而非“消費財”（Consumer Goods）。在2011年的對華出口中約70%為會直接影響中國制造業正常運營的機械和零部件，代替性相對不高，有些核心部件甚至根本無替代品，中國面向歐美的出口品中，實際上很大部分需要借助從日本進口的中間產品或部件才能完成整個制造生產。
中國對日出口仍主要為原料或生活類初級品，生活類初級品的替代性不言而喻，即使在原料進口方面，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也遠沒有媒體宣傳得那么大，占日本原料進口最大比重的是中東地區，而非中國。包括稀土在內，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其實是短期的，長遠來看遠沒有媒體渲染得那么嚴重，更何況就連稀土在內，中國都無法做到長期禁運，中國若對稀土長期禁運，日本若無法短期內保證稀土供應，勢必造成日本國內精密部件生產不足，而這勢必將影響含中國在內的中下游生產鏈（注：稀土問題比較復雜，另撰文分析）。
靠“日本對華貿易依存度達20%、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對日貿易依存度只有9%，日本只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國”這樣過于簡單的表面邏輯，并不能反映復雜的中日貿易實情，及其對彼此經濟的影響。
五
那么，中國媒體所謂的“若離開了中國市場，日本經濟將難以自立”，屬實嗎？
首先看下日本在華企業數。對此，中國媒體的報道在數據上是混亂的，2萬家、3萬家、5萬家等說法不一。擁有亞洲最大企業資信數據庫的日本帝國數據銀行（TDB）9月27日發布的統計顯示，截止8月底，進駐中國市場的日企總數為14394家，其中制造業居首位，共5951家，其次為批發業，共5057家，這些企業構成了日本對華投資的主體。
日本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中國則是日本第三大投資對象國。日本JETRO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余額從1999年至今一直處于增長中，截至2011年末約為834億美元，這一數額不可謂不龐大。但是，如果做下比較便知，這實際上與日本對荷蘭的直接投資余額（849.5億美元）大抵相當，是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余額的32%、對美直接投資余額（2755億美元）的30%、海外直接投資總余額（9647億美元）的8.6%、日本GDP的1%。極端點說，拋開波及效應和中國的損失不談，即使日本一夜之間喪失在華全部投資，日本約1%的GDP直接受影響。
對日企而言，中國市場是一塊骨頭，既是骨頭就需要啃，而不是放在嘴里嚼一下就能吃的，能啃得了骨頭就自然能吃得了肉。日本中央大學戰略經營研究科教授服部健治在4日的日本華人教授會議上稱，“日企應兼及進軍其他市場，但無法在中國市場上成功的企業，去別的市場也不能成功。在艱難的中國市場上經受酸甜苦辣是積累海外市場經驗的捷徑。”他預測，“截止2013年底，日企轉向他國的可能性比較低，但2014年將迎來經營大轉換，日企在維持在華業務現狀的前提下，會大舉開始進入擁有5億人口的東南亞、12億人口的印度，以及巴西和俄羅斯等市場”。
中國無疑是日企重要的海外市場，但若過高評估這一重要性的程度，甚至拔高認為“離開中國市場日企無法存活”，那就未免言過其實。
總體上講，在經濟抵制問題上，中日的看法截然相反。中國認為日本將受嚴重打擊，日本則認為中國受損更大。日本拓殖大學教授朱炎曾總結稱，“日本實際的反應與中國的想法存在錯位。在華日企遭受一些損失，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并不大。日本國內認為，這些企業多為現地生產，而且這么多年已獲利甚豐，因此并不持同情態度。與過去財界被譽為‘經濟內閣’時代比，日企的話語權已大大削弱。日本相信中方在得不償失的情況下只能主動放棄反制。”
筆者認為，討論所謂的“經濟戰”、以及“哪方受損更大”，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理解全球化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實態，更沒有認清中日經濟仍具有極強的互補性這一基本事實。在中日兩國仍存在短期無法解決的政治、歷史、領土等問題的情況下，為防止政治紛爭走向全面沖突，提升經濟對政治的抑制力更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全球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和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它具有促進生產力提高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可望在全球經濟密切交往中實現資源優勢互補，發揮各自優勢；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傳播；可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實現“后發優勢”的寶貴機遇；可望更好地解決環境、資源、人口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進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弊端。
其一，經濟全球化包含著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經濟所具有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等缺點也被全球化了。
其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利用經濟全球化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全球范圍內實施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國際貿易。由此，發達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
其三，局部危機極易引起全球化的動蕩甚至危機。
經濟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給每個國家都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舞臺，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激化。
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
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
①國際貿易的加快發展，有利于我國擴大出口，發展對外貿易。
③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中國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產業向全球轉移的機會，加速自己工業化、信息化的進程，使我國的經濟結構不斷改善和升級。
④可以利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機會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等。
當然，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來說還意味著挑戰和風險，我們應采取積極的態度，審時度勢，趨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①著眼于增強綜合國力，充分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從廣度和深度上擴大對外開放，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②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國際競爭，既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外商進來，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經濟舞臺，開拓國際市場，發展開放型經濟。
③以提高效益為中心，優化進出口結構，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加強其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的提高。
④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
⑤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三）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合作與競爭，提高國際競爭力
從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在更廣闊領域和更深層次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不僅要堅持“引進來”的政策，還要采取“走出去”的戰略，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
要發展我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產業。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勞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就業壓力大，這就需要重點發揮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
（四）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兩種社會制度的并存與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存和共同發展。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既有矛盾斗爭，又要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國家既要警惕國際反動勢力“和平演變”的陰謀，又要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科學技術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科學的有益的東西為我所用，以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主要有大豆、棉花、堅果、干果，花旗參等。
1、大豆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大豆(3343, -44.00, -1.30%)播種面積變化不大，在緩慢上升約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
但中國每年進口的大豆數量則直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