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注尾】克魯格曼說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來說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經濟狀況的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適用于解釋1984年的世界經濟”。這在客觀上要求理論界重新思考國際貿易理論，創立新學說，對戰后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貿易新模式做出科學解釋。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戰后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于是出現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內核”是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賣方寡頭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日益重要性，這種公司可能利用越來越多的利潤、實踐經驗和阻礙競爭對手的壁壘加強自己的地位。【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201頁。【注尾】 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各國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國公司執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內市場保護等手段增強本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使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
三、理論特色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國貿易代表的官員和貿易、產業政策專家參加的會議，散發事先準備好的有關當前貿易政策問題的案例材料，希望學者們能提供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合適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開始投身于新貿易政策的理論研究，試圖藉此為美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辯護。新貿易理論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匯集了80年代美國學者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及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該書有三大特點：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們對新理論的探討還是研究成果的結集發表，都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的實用傳統。可以說，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們試圖解釋戰后國際貿易的三個基本事實：一是戰后60%的貿易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北北”貿易壓倒了“南北”貿易；二是它解釋了產業內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三是它說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在由賣方寡頭公司相互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干預有可能改變戰略博弈的基本結構，從而為本國廠商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不少學者將戰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歸之于日本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
第三，該論文集并沒有就新貿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達成共識。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多數學者不贊成美國政府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贊成政府對任何特定產業進行扶持。美國有著相當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勞務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都是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導向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在引導資本和勞務向高技術部門轉移過程中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學者們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實行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抱慎重態度。部分學者指出，戰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時才能應用，而且只能是臨時性的。
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難以付諸政策實踐，單從理論上來說，它注重把有關公司和工業組織的理論應用于貿易關系，強調學習曲線、規模經濟和外部性，是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古典經濟理論把重點放在解釋“南北”貿易上，而新理論著重解釋“北北”貿易；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只是在公司之間進行，新理論認為存在著政府與公司合謀以攫取“租”（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古典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不完全或壟斷的，在某些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租”；古典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動是不流動的，比較優勢是靜態的，新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務都是流動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和人為的。
克魯格曼主編的這部《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是目前國外關于新貿易理論的權威文獻之一。它正式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倡導的政府干預可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的學術地位，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知識的新進展，而且從實際出發，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模式。
1、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積極影響
（1）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規模擴大
人民幣升值，國外的能源、原料與生產資料等商品價格相對變便宜，這就降低了我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以及很多重要戰略物資的成本，增強了國際購買力。在我國，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天然氣、航空、電力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將使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降低，進而增強相關行業部門的盈利能力，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2）人民幣升值可以優化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目前，中國的貿易結構很不合理，大多數企業都處在勞動密集型且技術含量不高的水平上，僅有的部分高技術、深加工出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的問題，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且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等生產要素要從國外進口，加工收益近80%屬于外國產值的轉移。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企業擠出去，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于創新、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強者變得更強，并且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而人民幣的升值，必然會引起一定程度的出口減少和進口增加，這樣就能夠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不均衡的局面。可見，人民幣升值對于推動我國企業貿易結構調整并激發其自主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軍國際市場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成本相對來說比以前下降，這使得他們能以較低的成本在國外投資設廠、從事跨國經營、根據投資地的區位優勢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從而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建立全球性的生產、營銷網絡。所以說，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那些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實現其全球發展的戰略，造就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今后我國既要引進外資，又要對外投資。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成本降低，易于向海外發展，在國際競爭中提高企業素質。
（4）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我國出口產品所遭受的反傾銷訴訟，緩解貿易摩擦，改善貿易關系。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
2、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
（1）削弱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出口企業的發展。
人民幣升值會相對提高出口貿易的企業成本，企業勢必相對提高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報價，其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受到一定的抑制，從而削減了出口貿易額。近年來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商品出口的比重接近55%，占據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人民幣升值提高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我國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就喪失了出口價格競爭優勢，將不利于一些弱小的依靠規模擴張和廉價勞動力生存的企業擴大海外市場，甚至使之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被淘汰。
（2）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
中國商品以“價廉”大占優勢，有不少中國商品進軍世界市場，主要靠的是廉價的生產成本。因此，人民幣升值必然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遠低于別國同類產品價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國內競爭，使得出口企業不惜血本，競相采用低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