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注尾】克魯格曼說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來說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經濟狀況的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適用于解釋1984年的世界經濟”。這在客觀上要求理論界重新思考國際貿易理論，創立新學說，對戰后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貿易新模式做出科學解釋。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戰后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于是出現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內核”是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賣方寡頭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日益重要性，這種公司可能利用越來越多的利潤、實踐經驗和阻礙競爭對手的壁壘加強自己的地位。【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201頁。【注尾】 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各國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國公司執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內市場保護等手段增強本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使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
三、理論特色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國貿易代表的官員和貿易、產業政策專家參加的會議，散發事先準備好的有關當前貿易政策問題的案例材料，希望學者們能提供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合適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開始投身于新貿易政策的理論研究，試圖藉此為美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辯護。新貿易理論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匯集了80年代美國學者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及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該書有三大特點：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們對新理論的探討還是研究成果的結集發表，都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的實用傳統。可以說，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們試圖解釋戰后國際貿易的三個基本事實：一是戰后60%的貿易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北北”貿易壓倒了“南北”貿易；二是它解釋了產業內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三是它說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在由賣方寡頭公司相互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干預有可能改變戰略博弈的基本結構，從而為本國廠商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不少學者將戰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歸之于日本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
第三，該論文集并沒有就新貿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達成共識。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多數學者不贊成美國政府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贊成政府對任何特定產業進行扶持。美國有著相當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勞務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都是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導向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在引導資本和勞務向高技術部門轉移過程中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學者們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實行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抱慎重態度。部分學者指出，戰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時才能應用，而且只能是臨時性的。
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難以付諸政策實踐，單從理論上來說，它注重把有關公司和工業組織的理論應用于貿易關系，強調學習曲線、規模經濟和外部性，是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古典經濟理論把重點放在解釋“南北”貿易上，而新理論著重解釋“北北”貿易；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只是在公司之間進行，新理論認為存在著政府與公司合謀以攫取“租”（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古典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不完全或壟斷的，在某些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租”；古典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動是不流動的，比較優勢是靜態的，新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務都是流動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和人為的。
克魯格曼主編的這部《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是目前國外關于新貿易理論的權威文獻之一。它正式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倡導的政府干預可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的學術地位，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知識的新進展，而且從實際出發，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模式。
外貿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等已經上升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單一、封閉的外貿經營格局已經改變，經營主體多元化為外貿發展帶來了活力，成為中國外貿、特別是出口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這些已經和正在構成中國未來對外貿易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正如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的那樣，中國的對外貿易還存在發展不穩定、結構調整緩慢、缺乏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等許多問題和矛盾。這些以進出口貿易質量等外在形式表現出的不足，有著外貿調控和經營機制不夠完善等體制性原因，其根源在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的影響。
從國際環境來看，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將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首先，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中國將在優勢互補和水平分工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其次，日趨活躍的國際資本流動必將帶動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為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創造良好機會。但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蓬勃發展、南亞經濟的崛起和拉美地區經濟的上升將會進一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與中國發展出口形成強烈競爭，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也將進一步加劇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調控體制和經營機制，培育具有長期發展潛力的主導產業，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進出口貿易的較快增長，為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條件應該成為跨世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課題。
1.加快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調控體系。多年來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由于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依靠行政手段和計劃經濟方法決定外貿經營的現象依然存在，尚未完全形成有效運用匯率、利率、稅率等經濟杠桿的外貿調控體系，外貿宏觀管理的規范化、法制化水平不夠高。因此，今后幾年中，加快外貿體制“兩個轉變”的進程，推動匯率、利率和關稅稅率的市場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運行機制，仍然是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政府的管理職能應當進行徹底轉換，而且需要加強商業外貿中介機構以及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市場協調機構服務功能，促進管理、經營、服務三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協調發展。
4.積極有效地利用國外資源，促進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開拓新的國際市場。80年代以來日趨活躍的直接投資是促使整個世界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近十幾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作用。但是，目前中國企業向海外的投資發展緩慢，在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國民經濟、通過國際化生產擴大進出口、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方面只是剛剛起步。應當看到，中國和南亞、非洲、南美洲、東歐、中亞地區各國之間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技術和設備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比較優勢，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急需的能源、原材料等資源正是其中一些國家的優勢所在，這些充分說明了中國發展海外投資生產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的技術和機械設備出口，有利于實現部分面向西方市場而在國內已經失去成本優勢之出口型產業的轉移，同時有利于開發海外資源、增加有效進口以滿足國內日益擴大的生產需求。可以預見，隨著面向上述地區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加將會大大提高中國同這些地區之間雙邊貿易的市場份額，并為下一世紀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5.加快加工貿易向能夠有效提高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含量的貿易方式轉化，促進上游工業發展和中西部地區開發。加工程度較低、附加值含量不高的加工貿易出口在全部出口中占有較大比重是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實現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進口替代，帶動相關工業的發展，并以逐漸成熟的整體性生產和技術能力保持加工產品的競爭力，將可能使加工工業成為一種“無根工業”，隨時由于勞動力成本和政策性優勢的消失而導致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下降、喪失加工產業的發展條件和貿易機會。因此，促進貿易方式結構的升級轉換應當是跨世紀時期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方面政策引導的作用不容忽視。目前情況下，造成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傾斜的原因主要包括國內上游產業技術水平較低、產品質量不夠穩定，產業政策過多向下游產業傾斜，一般貿易出口商品含稅，信息、中介功能薄弱等幾個方面。由此可見，制訂合理的產業發展政策，對上游工業的技術進步實行